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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财务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
1993年6月17日，财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务院各有关主管部门：
为了贯彻落实《企业财务通则》和《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财务制度》，做好新老财务制度的衔接转换工作，根据我部（93）财工字第199号文件精神，现对国有对外经济合作企业执行新的企业财务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企业“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执行新制度问题
经批准并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主营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的企业，开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仍执行《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财务制度》（以下简称新制度），不得同时执行其他行业财务制度，也不得在执行中随意改变。
外经企业下属的具有法人资格、实行独产核算的公司或分公司，可根据主营业务情况，执行相应行业的财务制度，年终将其财务报表合并编入总公司外经企业财务报表，保持企业原财务隶属关系不变。
二、关于企业现有各项资金的处理
企业国家基金作为国家资本金。企业接受其他单位投入的资金，作为法人资本金。
企业应付工资和职工福利基金余额转作流动负债管理。
对职工福利基金赤字，企业按照下列顺序抵补：职工奖励基金、大修理基金、企业发展基金。抵补后的职工奖励基金余额转作流动负债管理，大修理基金结余转作预提费用，用于支付企业新发生的修理费用；大修理基金赤字转作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分期摊入成本、费用。企业发展基金转作盈余公积金。
企业改造成股份制或进行合资合营，应将公积金转为资本金。
三、关于汇兑损益的处理
企业1993年6月30日以前发生的经财政部门核准暂挂的汇兑损益，计入资本公积金。1993年7月1日以后发生的汇兑损益按新制度规定执行。
四、关于超过三年应收帐款的处理企业
超过三年确实不能收回的应收帐款列作坏帐损失，应当报经主管财政机关批准。
企业对实行新制度以前的应收帐款，应进行清理分析，属于三年以上的应收帐款单独反映，其中确实不能收回的，报经主管财政机关批准后分期处理。
五、关于改变固定资产划分标准等问题的处理。
改变固定资产划分标准后，原固定资产转为低值易耗品的，其净值部分按照低值易耗品摊销办法一次或分期摊入成本、费用。原低值易耗品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不转作固定资产，按照低值易耗品管理。
企业固定资产应当实行有偿转让，个别情况特殊、符合国家规定并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实行无偿调拨的，调出方调出固定资产净损失冲减资本公积金，调入方调入固定资产净收益增加资本公积金。属于成建制无偿调入调出的固定资产，应报主管财政机关另行处理。
企业已列入待处理的固定资产盘亏、毁损、报废、盘盈，在执行新制度前按老办法处理完毕。实行新制度后，企业发生的固定资产盘亏、毁损、报废、盘盈等按新制度执行。
六、关于奖金逐步计入成本、费用的处理
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关于“逐步将企业职工的全部工资性收入纳入成本管理”的规定，企业职工奖金逐步计入成本、费用。税利分流企业的职工奖金全部计入成本、费用，其他企业按照企业隶属关系，由财政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审批，分三年逐步计入成本、费用。奖金暂未列入成本、费用的企业，其奖金在提取盈余公积金、公益金并向投资者分配利润后的利润中提取，转作流动负债管理。
工效挂钩企业的奖金，按照有关部门审批的工效挂钩办法计提的奖励基金数控制；非工效挂钩企业的奖金，按照有关部门审批的工资计划或工资包干总额应提的奖金数控制。
实行工效挂钩总挂总提办法的企业提取的新增效益工资列入管理费用。
七、关于企业管理费的处理
为简化核算手续，实行制造成本法后，企业对6月30日前已计入产成品、在产品、未结算项目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不需再分解出来，待以后生产完工交库、销售或办理结算时逐步或一次转销。新制度实施后，产品或工程项目成本、费用的核算按新制度执行。
八、关于工程项目保留金的处理
企业执行新制度后，原有的保留金余额转作预提费用。1993年7月1日以后企业按合同规定从管理费用中预提的保留金，作为预提费用处理，预提数与实际支出的差额调整管理费用。
九、关于创汇奖励金
新制度执行后，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仍实行非贸易外汇创汇奖励办法。企业原在成本中列支的创汇奖励金改在管理费用中列支。创汇奖励金（包括企业提取的和国家财政核拨的）按照原规定的分配比例用于生产发展的部分作为盈余公积金，用于职工福利和职工奖励的部分作为企业的流动负债。
十、关于新制度与承包制的衔接
按照国务院关于“八五”期间继续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精神，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其承包分配体制执行到承包期满，新签订承包合同的企业，承包期限不得超过“八五”期间。企业承包合同期满后实行依法缴纳所得税制度。
企业超承包所得返回的部分纳入企业税后利润按照规定顺序分配，经营者奖励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在超承包所得中扣除，转作应付工资处理。
十一、关于税前还贷及五年免税的处理
实行税前还贷办法的企业，“八五”期间继续按照原办法执行。归还借款的利润转作盈余公积金。
企业从办理工商登记的下一个财政年度起，境外业务实现的利润五年内全额留用，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减免的所得税即全额留用利润的20％应转作盈余公积金。其余的部分作为企业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规定的顺序分配。其他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制定的优惠政策停止执行。
实行先税后分办法以后，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润、股利，在计算所得税时予以调整。
十二、关于房改基金等问题的处理
企业房改基金结余应单独反映。实行新制度后，企业房改有关财务处理办法另行规定。
企业提取的公益金，应小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盈余公积金。公益金主要用于职工住宅等集体福利设施支出。
十三、关于企业制定内部财务管理办法
企业根据《企业财务通则》和《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财务制度》制定的内部财务管理办法，应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
新制度实施后，我部（85）财外字第495号文、（87）财外字第24号文和（90）财外字第495号文同时废止。
各地区、各部门应当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切实作好新制度实施前的各项准备组织工作，深入研究新老制度转换中的问题，确保新制度的顺利实施，做到平稳过渡。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函告我部，以便进一步补充完善。


法治与德治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210093)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不可否认法治存在着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今有着其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纯粹的法治是有缺陷的，也是空洞的，只有与德治的完美结合才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才能真正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一、 法治与德治的内涵
法治思想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早在古希腊时期各城邦就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与“法治”，而古罗马更将这一民主与“法治”的思想发扬广大。德治更可以从古代中国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中找到其历史原形。同时由于中西方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对“法治”与“德治”地位和作用认识的巨大反差。西方人性恶的思想促使人们优先选择通过法律而非内在的道德机制来调控人们的行为，而中国人性善的理论促使人们希望通过人类道德的自我调节来达到理想社会的实现。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导致了近代中西方法律发展的巨大反差。近代西方由人性恶的认识出发，认为任何权力的本质也是邪恶的①，因此任何权力都必须以有效的手段加以制约，而法律便是最佳之手段；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使得平等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分权制衡”以及“平等自由”的法律思想使得“法治”愈加完善。而近代中国由于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根深蒂固使得“德治”愈加根基深厚。
但是从其本质上讲，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法治”或是旧中国的“德治”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法治与德治。首先，法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意志。② 因此任何资产阶级的法律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体现，都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实现资本家利益最大化而制定的，也就是说这种法律是一种“恶法”而非“良法”。而法律的优良性是法治的必备要件之一。③ 同时由于这种法律的压迫性使得这种法律并非在全社会范围内都能得到普遍遵守，因此这种法律本身也是缺乏普遍约束力的。其次，所谓道德是指由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以及同这些观念相适应的由社会舆论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保证实现的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④也就是说道德并非一个人或一类人的善恶评价观念，而是全社会公认的价值取向。而旧中国的“德治”之“德”无非是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而提倡的君臣、父子尊卑有分之德，其虽于一定时间为特定社会群体所认可，但却并非为人类社会所公认的正义平等之观念。即使其中部分内容体现了正义平等，但其也是不完整的，也是狭隘的。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⑤并且必须具备法的优良性以及法的普遍性两个基本构成要件。而真正意义上的德治是指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⑥并且这种道德是为全社会所公认的正义平等之观念。
二、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面对法治与德治的抉择，有人认为法律是万能的，只有在法律的完全掌控下，社会才会正常有序；又有人认为道德的作用是强大的，只有道德才能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中，才能治本，由此泛道德主义应运而生。但是现实告诉我们，纯粹的法治是不可行的，而纯粹的德治是不可靠的。
首先，在当今世界无论是纯粹的德治或是纯粹的法治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就社会现实而言，不可能每个人都自觉的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事，不可能每个人都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宁愿放弃个人利益。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人们自然的认为他人都会依道德而行事，那么自己一个人的违反并不会造成全社会范围内的混乱，从而大部分人只期待他人依道德行事，而自己却违背道德的要求去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使得少数遵循道德要求的人的行为也变的毫无意义。由此看来，在当今纯粹的德治是一种巨大的冒险，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的极度混乱，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纯粹的法治必然要求有一种无时无处不在的监督工具，即采取“人盯人”的监督模式，那么任何人每天都处于一种监督他人与被他人监督的状态之中，这不仅造成社会生产的停滞，社会资源的浪费，从根本上讲也是与平等自由的法治思想向违背的。
其次，任何法律从根本上讲都是一种道德。法治之法应该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⑦实际上法律都是人们对某种道德的确认，道德规范实际上构成了法律规范的源泉。人们将一种道德法律化，或是因为人们认为其极其重要，必须将其上升为法律以突显其重要性，或是因为这种道德自觉遵守的程度极其不理想，需要用国家的强制力加以规制。而且可以说任何一部良法都是一部人类道德的荟粹集。只有具有道德性的法律才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才不是一部缺德的法律，才不会背上恶法的骂名。
同时人们也必须认识到法律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本身并非是一个完美无暇，毫无缺陷的。法律的滞后性是法律的致命弱点，任何法律都不可避免的将这一致命弱点展现于世人之前。相比较而言道德就更具有时代性，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及时应变，它能及时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加以调整，并且这种调整也为日后的立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由于法律只能对人们的外部行为加以调整，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而道德作为一种内心确信能够弥补法律的这一不足，由人们的内心出发去规制人们的外部行为，从而使法律的调整更加高效。由此可见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法治离不开德治，缺少法治的德治是有缺陷的。
最后，于现实之中德治的威力虽然在局部范围是巨大的，但是其作用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并非任何人、任何行为都受其规制，或者说即使受其规制，但这种规制也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任何一丝不良动机都可使其功亏一篑。过分依赖法治不仅将损害法治，而且最终将损害德治本身。假若每一个人都具有圣徒一样的心灵与道德品质，政府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法律更无存在的必要。正是由于人们道德水准的巨大差异才必然要求运用法律规制少数不道德的人，强制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以维护他人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⑧任何道德规范受侵犯时，光有社会舆论的谴责是不够的，只有对那些违反者施以必要的惩戒，才能有效维护这些道德规范的不可侵犯性。但并不是说违反任何道德规范都必须受到惩戒，只有违反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的行为才会受到制裁。由此可见于当今德治离不开法治，离开法治的德治是虚幻无力的。
综上所述，在如今的历史条件下，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缺一不可，只有两者的完美结合才是当今社会的最佳治理模式。
三、 德治——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任何社会个体都企求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之中：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以一种高尚的情操无条件的自觉维护社会秩序，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社会利益。有人会问，这不就是一种德治模式吗？的确，这就是一种德治模式。但是既然纯粹的德治是不可靠的，那么这种理想的社会不是永远都实现不了吗？其实不然。这实际上涉及到了必然性和实然性的问题，即理想与现实的问题。就现实而言，人们的道德水平远没有达到那种可以纯粹德治的程度，纯粹的德治只能引起全社会的混乱，而纯粹的法治又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消耗，因此于现实法治与德治的完美统一才是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而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德治是一种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是社会发展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首先，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认为，法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国家的消亡也意味着法的消亡。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全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而于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的对抗已不复存在，而作为阶级专政工具的国家也自然失去了其存在的基本依据，同时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也将消亡。共产主义社会虽然仍有“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但它不是法，因为它没有法所特有的阶级性。⑩既然法已不复存在，那又何来法治之说呢？法治的最终命运只能是与法和国家一起消亡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过程中。
其次，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标志之一便是人们道德水准的空前提高。共产主义道德本质上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因此于此情形下人们会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会力求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人们会自觉选择社会利益的实现。这样便为德治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生存土壤，德治的生命力也将更加强盛。
总而言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德治的必然性，德治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之中，人们和谐共处，社会井然有序，不必要的社会消耗也降低到最低点，人类的文明将得到巨大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①详见张中秋主编：《法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②同上注1，第140页。
③详见前注1，第65页。
④前注1，第294页。
⑤前注1，第61页。
⑥前注1，第71页。
⑦张中秋：“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⑧张千帆：“法治、德治与宪政”，《法商研究》，2002年第2期。
⑨前注1，第60页。
⑩前注1，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