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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之探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wu_binvip@yahoo.com.cn


检察机关是否应该享有民事行政公诉权，是近年来立法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对此，学者专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试从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的监督权说起，对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作初步探讨，以期获得对法制理念的深刻认识。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是监督职能。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拥有国家所赋予的监督权，应监督法律的有效实施，并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发展。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具体体现为检察权，如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权、民事行政检察权、公诉权等。其中，民事行政监察权是指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的法律监督的权力。但是，对于某些损害国家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的民事行政行为，如果没有还启动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就无法对其合法性进行监督，这无疑是检察监督的“盲区”；公诉权是检察权的一项重要职能，指人民检察院享有以国家名义对一切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的权力。在现阶段，检察院的公诉权只限于刑法所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对民事行政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给国家或个人造成的损失，缺乏长期有效的监督，使得国有资产非正常流失现象严重。这不得不说是法律监督的一大缺憾。国有资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当前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严重：有一部分是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所造成，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违法的民事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对于这类违法行为，没有人代表国家提起诉讼，或者虽有人享有诉权，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行使，以致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损失无法弥补。在中国即将加入的WTO（世界贸易组织）中规定的中国政府的义务，很多都涉及了国家公益的职能。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各国都通过了民事行政公诉权诉予以保障，而我国却无人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对此，我国立法应当考虑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
从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我国在民事行政监督权的立法上确有不足之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附带提起民事诉讼。然而在《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力。首先，同是国家利益受损，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检察机关可以介入，受损的国家利益有机会得到补偿；而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民事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国家损失，检察机关就不能介入，无法行使监督权。由于不同原因造成相同的损害后果，检察机关却不能行使相同的监督权对其进行保护，这不能不说是三大诉讼法之间不协调的表征。其次，由于种种原因，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常常无法落实。如《刑法》规定的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造成破产、损失罪，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这几种罪名侵犯的客体均为国家利益，且侵犯程度都是重大损失。但这几种罪的侦查权现属公安机关，以公安机关目前的侦查管辖范围之大、人力状况之紧张经常无暇顾及，执行起来不很得力；而且，即使追究了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仍需着力落实，加大附带民事赔偿的力度。
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权理论在国外由来已久，并被许多国家所采纳。法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在事实妨碍公共秩序时，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进行诉讼。法国诉讼理论认为，检察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凡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民的重大利益的民事活动，检察院都有权提起诉讼和参与诉讼。检察官提起行政诉讼，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是完全可行的。行政诉讼最早的形式是以法国为代表的行政越权之诉。建立行政越权之诉的目的不是为了恢复个人的权利，而是为了维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行政越权之诉中，与自己利益没有关系的人都可以对某些具体的行政行为提起公益性的行政诉讼。行政越权之诉是行政诉讼的主要形式，是行政诉讼的内在功能。由于法国宪法明确规定司法机关不能干预行政，所以法国检察机关不能提起这种诉讼。但是，许多国家采纳了行政越权之诉的理论，承认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公权诉讼。
德国法律规定：联邦最高检察官作为联邦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有权参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美国，检察官是政府的代表，有权代表政府行使诉讼权利，对损害政府和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又称“社会公益诉讼”，涉及民事和行政领域。在我国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中，也规定检察官有权提起民事诉讼。
根据各国的立法实践，我国应立法确认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将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特殊保护落到实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民事行政案件，应当是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并且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集体、社会的公共利益，或某些涉及公民重大利益损害的案件。笔者将其大致分为六种：
一、侵害国家利益的案件。例如，某行政机关违反了有关规定，对不合格的私人煤矿发放了开采许可证，使得国有资源被破坏性开采，造成巨额的损失。人民检察院是国家利益忠实的守护神，在现阶段我国民事行政方面的违法行为主要是侵犯国有资产所有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以及破坏国家资源的违法行为，其主体可以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二、侵害社会利益的案件。即人们经常说的“公害案件”。公害案件是指违法行为直接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遭到损害的案件。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公平竞争机制不很完善，就会有一些企业靠违反法律，逃避制裁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环境污染。比如某造纸厂违反有关环保规定，向附近河流排放大量有毒污水，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对此，为了维护人民的生存环境，检察院应对此类案件负有监督义务，并要代表公众利益提起公诉。
三、损坏社会公共设施的案件。损坏社会公共设施的违法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合法权益。如行政机关违反法律占用公共设施，但又未给予应有的维护，以致公共设施被损坏。对于这种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侵害，检察院有权力、有义务代表被侵害的不特定多数人，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提起公诉。
四、侵害涉及公民重大权益的案件。此条字面包含范围甚广，但在实际应用中应具体到用列举法解释条文。如法国、德国、澳门地区的检察院重视在婚姻、收养、亲子关系等社会问题上提起“民事诉讼程序”，对民事诉讼进行国家干预。
五、没有起诉主体的民事案件。在实践中，往往有些民事案件，由于种种原因造成无合格诉讼主体，但违法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后果。如被损害人死亡且无亲属无单位，但此民事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坏。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就应当发挥其法律监督的作用，对此类案件提起公诉。
六、涉及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行政案件。例如某行业几巨头召开临时峰会，共同议定价格联盟，形成价格垄断。这种行为表面上是侵害了别的生产厂家的权益，实际上破坏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在我国的金融秩序没有培育完善，企业还缺乏联合抵制不正当竞争的经验和法律意识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有必要对此类行为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民事行政案件的范围应有严格限制。因为检察院提起民事、行政公诉行为的性质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作为原告起诉的性质不同，为了维护民事诉讼的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以及民事诉讼的抗辩平衡原则，各国在立法上和实践上都有严格限制。《法国民法典》第四百二十二条详细规定了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职权范围：有关公民重大利益的如亲子关系、未成年人监护、负债核查、个人破产案件；涉及法人重大利益的如公司破产与财产清算、追究公司负责人财产责任的案件等。美国法典第二十八卷第五百四十七条规定检察官有权对涉及联邦利益的七种民事案件提起诉讼；德国检察院有权对婚姻无效、雇用劳动、禁治产等案件提起诉讼；日本民事诉讼程序法规定检察院有权提起诉讼的范围是婚姻案件、收养案件和亲子案件。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必将受到一定的冲击。如何限制权力将成为核心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责任十分重大。让检察院享有民事行政公诉权只是改造法学之城的一块铺路砖，中国法治之路还有很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构建和谐社会
-------理念篇


一．理念树立
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主张:只有纯粹的普遍性具有价值，个体特征一无是处，甚至危害了更高层次的生活，且社会本位是最好的，人应该为社会而活，这是人区别于其他，人之为人，之所存在的唯一价值。
哲学家黑格尔解释：法的本质是一直自由和权利，精神（意志）是人类的第一天性，是一切之基础，甚至法的第二天性，也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由人的意志所体现的精神世界，其产生基础易于理解。
综观二者，我们从其思想中清晰看出，柏拉图对个人意志（自由）进行了排除，较为忽视人自身，过于强调和绝对地坚持社会本位，“一个人应当做他的能力使他所处的生活地位中的工作”，这才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正义。相反，黑格尔重视人的意志（自由），认其为人类之第一天性，即先天经验论，其认识和看出基础问题——自由，却忽视社会本位。
我们既不能坚持社会本位，也不能仅仅坚持自由的本位。过分的社会本位易于阻却社会发展和个人意志体现，而过度强调个人本位则无异于“人吃人”的野兽社会生活。据此，在与社会客观现实的影响，当代中国要和谐发展，必须进行一种综合的探索，两者兼容。
其实，人类社会到处充满了自由，我们思维中的影象发出后，与客观外在发出的影象一相符合，于是我们的一直即赋予客观外在。所以，我们易于从外在上发现价值，这就是意志的形成过程，我认为，自由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欲望，而是将社会移植入人的内心。欲望为基础，含义二基于第一层含义（主要针对其不良作用）。两者严格统一，构成本质———自由，人生的真正目的在于两者结合而来的完美幸福。
作为动物，人先天地具有动物诸如生存等欲望，正因此才带来了以欲望满足不断推动社会反之进步的功效。正如莱克斯.瑞思：“将个体特性视为人类作为的根源”，欲望是人类活动，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权利，赋予他为追求而斗争。作为先天性的自由，任何人生来就应有最求欲望的权利，赋予他为为追求而斗争。作为先天性的自由，任何人生来都渴望来自内心的自由，痛恨奴役状况，任何对人先天自由欲望的不合理干涉都是违背我们黑理念的，因为我们渴望的自由是先天绝对性与后天理性作用的结合，我们渴望上帝般自由，认为应有光于是世界上就有了光……。这就是我们基本的自由——欲望。
天赋自由地追求欲望，在有时亦产生不良效果，最可能产生野兽行为，于是有了自由第二层次的限制，必须尽可能将社会移入人内心，寻求一种互益平衡。我们赞成个人通过行为满足欲望但是任何人不得取得大于其取得的权利，毕竟人性中有就恶弃善的一面。于此，尽可能考虑他人，社会，也是对个人期待欲望的一种更合理的将来满足方式。于此，一定程度地对人类控制，剥削他人欲望予以合理制约，对他人所得的合理要求应有的尊重是人类最重要的，更能带来深层次的满足感，最终利于实现作为自由基本的欲望。
只有树立正确理念才满足社会存在和和谐发展的需求，只有坚持自由理念，才是最佳选择。这不仅是一种完美理想境界，其实在实践中已取得各方面表现，如民法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理念的树立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指导避免盲目。其实，判断道德，法律等存在标准只能来自我们自身，理念衡平，如请教思想“早年预防”个人努力，强至善。宗教强调“自为精进”，而非外部强加，只有从内心矫正方才至“善”；更为反对雅各宾派恐怖政策，法之第二天性产生与精神，由人自由所体现的精神世界的出发点和实体性就是意志，而意志的更本性就是自由，法的体系、就是通过人的意志体现出来的自由王国，法哲学就是关于人类自由学说的系统化，依次抹杀人意志的外部力量不值颂扬，只是实然性，而非应然性。据此，理念的树立才为关键，须以此为标准进行外在。
二．方法论探索
中国哲学乌鸦：“黎鸣”先生提出人类三大原精神之说，即：古希腊求知精神，古希伯来人信仰精神和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仁爱思想。我认为其是一定合理性，欲基于对其改进以对自由理念进行一些方法论探索。
一，古希腊求知精神。其辉煌于古希腊和近代西方，创造了希腊文明和进到西方的持续性发展繁荣。它是一种自然的道德，而作为其发展的理性道德不具有自然道德（自然规律）的绝对性。求知精神是自然的绝对道德，是对基本自由的追求，正是人之先天性欲望存在基础对个人需要不断满足始生发展速效，这样的人才成为自己本能之应然性“主宰”。古希腊文明正是基于此种人自由欲望之外在表现——求知精神，人们的欲望得到了充分发挥空间，才有三次科技革命和西方社会在近现代的全球主宰地位；而我们的中国绝大多数人受封建的束缚，基本铲除了存在和发展土壤，更不欲为追求权利而奋斗，才有了国家的落后和屈辱史。可见求知精神从外在成为自由的第一层次最佳体现。
二，古希伯来人信仰精神。我们并非忠于宗教，更非忠于上帝，我们的自由理念是“上帝”，以自由理念为支撑与指导，我们取得我们所应该取得的权利，我们的欲望知识能满足自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种理念与自然的道德同源，以至高无上的“上帝”（自由）的绝对命令超越从现实相对客观问题感悟到的恐惧，从而使之成为人类内在的一种强有力的追求动力，成为其他的基础。于是，我们将与希伯来人共奉的“摩西十戒”！
三 中国传统儒家仁爱思想。任何对人的影响只能通过意志（自由）起作用，“失道德而后法律，失法律者，良心之薄而暴乱之身首。”法律应属于道德的范畴而较道德更具强力，立法宗旨应为通过道德实现理念。仁爱思想是后天性相对的理性道德，使人区别与野兽，基于自由欲望且作为其最佳实现方式，将其（社会）移入人的内心，有效实现个人欲望与社会移植思想的和谐同一。当然，这里的仁爱思想包涵了传统仁爱观之精髓，并对其进行了符合发展趋势的推进实践性地有效制止了中国人潜意识作恶的本能。仁爱精神有效地实现了自由之将社会移植如内心，以及从自然绝对性到社会相对性的兼容。
总之，求知、信仰、仁爱精神真正具有方法论意义，其三位一体和谐结合，形成了自由（意志）理念的方法论。以其作为人类实践的方法论指导！
三、构建和谐之浅谈
社的存在发展和谐性，涉及之根本在于理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实现和构建和谐的过程，既是真确理念的树立和作用发挥的过程。以自由理念构建和谐，指导实践，方有效用！
我们为理念生存，将为“自由权利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