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刑事犯罪应强调“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
王政
记得少年时我曾看过一部外国影片，片名好像是《赏金杀手》。现在回想起来，影片中演绎的事情好像就发生在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西部。的确，那一时期，在美国历史上应算是一个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影片的大概内容是：警察因没有足够能力找到或对付那些杀人成性的恶魔（影片中的坏人），于是就贴出重金招聘职业杀手的“赏金告示”。不用问，悬赏内容肯定是“谁能把悬赏中的坏人杀掉，谁将会从政府那里得到足够受用一生的大笔赏钱”。恰巧是有人专门喜欢干这种既能得赏金又能“除暴安良”的事情，所以杀人的“赏金告示”一经贴出，就肯定会有人（影片中的“侠客”或“英雄”）大敢地去“接榜”。影片中的故事情节主要就是围绕那些“职业杀手”与“被悬赏对象”之间的较量而展开的，可以说险象丛生、扣人心弦。或许是爱好幻想的天性使然吧，在我后来学习法律的过程中，这部影片竟然一直让我产生一些与法律相关的奇异想法，尤其是关于国家打击刑事犯罪立法的一些想法，且有些想法已经伴随了我好多年。下面，就让我把这些带有“荒诞”意味的想法写出来，也好让大家多一份评判的“笑料”。
几乎人人都存有“以恶报恶”的报复心理，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有良知的社会公民都希望他早日能受到法律的严惩。影片《赏金杀手》给我们导演了一种用“侠客”对付恶人的理想方法。我的一些“荒诞”想法也是产生于以下一些疑问：如国家在打击刑事犯罪立法方面能否真得采用类似影片《赏金杀手》中的“功利主义”做法？国家能否采取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可否采用功过相抵的方式进行解决？……等等。带着这些疑问，就让我信笔由缰地开始“阔论”吧。
一、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赏金杀手》中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做法。
其实，古今中外，不管是私人、团体，还是政府、国家，“雇佣杀手”或“鼓励杀人”的做法一直是绵延不绝的。中国《孙子兵法》中就有讲述奖励士兵英勇杀敌的智谋篇章；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也曾有鼓励屠杀犹太人的政策；蒋介石政府也曾出重金悬赏购买过共产党要人的项上人头；民间为了私人恩怨雇佣杀手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尽管同样是杀人的行为，但杀人的具体环境和目的、动机不同，有些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人们一般的伦理观念是：国家、政府、军队或警察以所谓的“国家、民族或公共利益的名义”为了特定的目的是可以杀人的，而且，杀人杀多了还可以成为英雄；但对一个普通个人而言，不管其杀死的是一个多么让众人痛恨的坏蛋，其杀人行为都是法律所不能容许的（当然，法律上规定的正当防卫情况显然是一种例外）。也正是因为如是之逻辑，由国家或政府去雇佣杀手杀人才具有特殊的意义。想必这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功利主义”思想或高明的“治国之道”吧。
大家都非常地明白：自从有国家以来，对犯罪分子实施刑罚的权力即专属于国家或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国家的一切权力最终也是由其权力代理人（国家官员）来组织实施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官员们（包括代表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皇帝、总统等）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让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受到法律的严惩，在让一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的情况下，甚至还会让一些无辜群众蒙受不白之冤；形势严峻时，还可能引起社会动荡，造成国基不稳。聪明的统治者总是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创新的，在他们认识到民众和非政府力量的重要性后，通过悬赏方式放手发动群众或利用民间力量来制止犯罪行为（主要指叛乱行为）之蔓延自然就被看成是明智之举。这样务实的方式很显然是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等于国家或政府充分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特点以最低的代价实现了社会的稳定。
一般而论，传统的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应包括行为和规范两方面内容：1、人是有理性的，“避苦索乐”或“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2、人除了具备理性，还具有自由意志，人能够凭借理性和经验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3、个人或团体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总会进行必要的利弊权衡或取舍的，即“两利相存权其重，两弊相交取其轻”。4、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在制定法律或政策时应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二、国家立法应如何体现或遵循功利主义的思想原则
具有近代“刑法之父”美誉的贝卡利亚说过：“人的幸福是欢乐和痛苦，要是我们能运用数学公式来计算人生善恶的话，好的立法是把人引向最多幸福和最少痛苦的一种艺术”。至于在立法方面如何体现功利主义思想，应当说西方思想家杰米利•边沁（以下称“边沁”）说的最透彻。边沁认为：法律的本质内容，即衡量法律好坏的标准及其价值的改变。关于法律本质，应当引入“趋利避害”的功利原则作为立法时必须遵循的准则。衡量和估计所订立的法律是符合还是违反功利原则，要通过对苦乐的详细计算来加以判断。具体而言，应当从三个方面去考虑：1、看法律的假定行为，对任何人究竟苦胜于乐还是乐多于苦。如果是苦胜于乐，那么对人们就不利，就是违反避苦求乐的功利原则；如果是乐胜于苦，那么对人们就是有利的，当然也就符合避苦求乐的功利原则了。2、看法律假定的内容是否依次遍及所有关系人，也就是说要以社会的整体利益来加以衡量。3、看法律规定内容所反映受利人与受害人的人数比例而定。如果受利的人多于受害的人，就是符合功利原则的；反之则违反功利原则，这样的法律就应当舍弃。边沁认为：既然法律是由国家所制定的，而法律的目的又在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所以在立法的时候，在决定和分配人们权利与义务的时候，必须以全体国民的快乐为基准。当然，对于制定的法典，还要从形上考虑法典的完整性、普遍性、简洁性、准确性、结构严谨性等诸多要素。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便于法律的遵守和执行。
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贝卡利亚和边沁都认为：1、犯罪必须被看成是对于社会的危害，评判犯罪的唯一正确标准是其危害程度。2、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重要。惩罚只有在有助于预防犯罪的前提下才是正当的。为了预防犯罪，必须颁布和改善法律，以获得国民的理解和支持。3、刑罚与犯罪必须相适应。当某人已下定决心要实施某一特定犯罪时，通过苦乐计算，使他不要造成比达到其犯罪目的更多的危害，这样可尽可能地把犯罪遏制在最低发案率水平上。
三、我国刑事立法在遵循功利主义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
考虑到我们人类的一些共性东西，任何一国在制定打击刑事犯罪的立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时是不可能不考虑功利主义原则的，只是考虑方面不同或程度深浅不一的问题，我国刑事立法自然也不例外。对我国刑事立法已经考虑到的方面在此就不赘言了，下面只就考虑不足之处做些必要简析：
（一）片面强调国家机关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作用，对社会力量不够重视。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我们相信警察是万能的，不准许私人侦探机构合法存在，不注意充分发挥民间智慧在侦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2、对刑事案件的侦破，没有采用广泛的“悬赏政策”，没有制定关于刑事案件检举、侦破及抓捕方面的普遍推行的悬赏制度，不利于通过提高刑事案件破案率的方式减少犯罪分子逃脱制裁的可能性。3、不够重视媒体在预防和揭露犯罪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对许多大案要案禁止媒体进行报导。4、片面强调刑事案件证人的作证义务，不注视对刑事案件证人的保护制度建设，不能有效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二）对人类本能或天性的东西认识不够，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定的法律可能保护或纵容犯罪。主要表现如：1、将行贿和受贿同时作为犯罪处理，让行贿人因惧怕法律制裁而不敢举报受贿人犯罪，受贿人因其行为得不到行贿人举报的有效制约而强化了其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2、没有建立自首和主动认罪与量刑的交换制度，对自首和认罪者往往处于重刑，强化了犯罪人死不认罪和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3、对共同犯罪和集团犯罪的同案犯（严重刑事犯罪除外，如共同故意杀人等）有自首及重大立功表现者没有采用“既往不咎”或“功过相抵”的刑事政策，不利于瓦解犯罪团伙或其成员结盟的意愿，等等。这一系列的法律规定，都没有充分利用人性“相互戒备”和“趋利避害”的心理来减少和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对犯罪产生的原因分析或认识不够科学，立法重点打击的对象欠缺客观公正性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1、我们没有强调把犯罪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性自身的不完美和社会自身存在的缺陷，而是片面强调犯罪者本身的过错。2、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者的客观现实”，对犯罪行为发生，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应承担首要责任的道理（许多严重犯罪事件，往往是由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受害人找不到合法救济、宣泄或伸冤途径酿成的）。3、我们不愿承认“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现实，打击刑事犯罪的结果往往是对普通民众因生活所迫进行的盗抢行为处以重刑，而对巧取豪夺的奸商和贪婪地聚敛钱财的政府官员却无可奈何。4、我们不愿承认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的国家机关和官员们本身也可能是犯罪行为的制造者和实施者的事实，实际情况应当是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们更需要法律的监督和控制。
（四）在罪犯改造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欠缺有效性，罪犯的改造成功率正变得越来越低。在罪犯改造方面我们改造理论和改造实践同样存在不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之处。具体表现：1、我们不从人性、人道、秩序和规则方面对违法犯罪者进行说教，而是从国家和政府“施恩”的角度来对被改造者进行说教，这种说教方式难以让被改造者信服。2、我们忽略“人的道德水准具有无法精确评估和测量”的道理，忽略“个人道德水平高低与其社会地位无关”的道理，而是将被改造者看成是一群道德水准低下的人。这种认识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某些人被判刑入狱，是因为他们触犯了现存的社会秩序或法律规则，并不表明他们的道德水准低下，相反，某些犯罪者可能具有比社会一般人更高的道德水准。这种道德高低的歧视也往往难以让人信服。3、将不同类别的犯罪分子进行集体关押和共同劳动改造，让那些初犯者和非恶劣品行罪犯接触社会更多的丑陋现象，同时沾染上其他罪犯更多不良的恶习，结果其品行通过犯罪改造行为反而变得越来越差；加上我们一般社会成员对犯罪者的歧视，往往把那些曾经善良的人继续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4、我们不注重通过正当信仰（包括宗教）、隔离反省、文化教育等方式对犯罪者进行心灵上的净化或救助，而更多的是通过铁窗镣铐和劳役之苦来进行思想改造，这实际上不符合“攻心为上”的改造人的“效率”法则。
四、充分发挥功利主义刑事立法思想的前提和基础
对统治者而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是需要大智慧的，必须依靠全社会力量的，而且现实中采用怎样的手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要充分发挥功利主义刑事立法思想的作用，创造一个更加文明和谐的社会，必须要求具备以下前提和基础条件：
首先，国家的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单纯依靠国家机关和司法官员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局限性，必须树立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主要发挥社会力量”的主导思想。具体的方式如：鼓励社会不同的群众主体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和监控制衡来确立法律规则的权威；注意加强和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比如要强调和发挥私人侦探机构、财务审计机构、社会调查和咨询公司在侦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使这些中介机构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中去，并且建立一整套社会中介结构与国家机关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凡此等等。
其次，我们必须对人的基本天性或本能具有相对客观或科学的认识，尤其是对掌握权力的人，至少不应强调其普遍具有高于一般群众的道德情操，相信其真正能够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对掌握权力的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具有符合人性“自私”本能的一面，认识到其最有可能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认识到其对社会违法或犯罪率的上升有着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国家和社会监督及管理的对象应主要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尤其是那些掌握重大权力的人。要知道，普通民众是不具备腐败的资格和条件的。
再次，必须充分认识到官员腐败是产生一切社会痼疾或动乱因素的主要根源之一，国家或社会制度设计必须充分考虑或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比如：对检举揭发犯罪行为属实者给予重奖（奖金应来源于罚没的犯罪者的私人财产）；打破行贿与受贿的对合关系。行贿者完成行贿行为后如果检举受贿者或在司法审查中提供重要受贿证据的，应追究受贿者的责任，行贿者不以犯罪论处；受贿者完成受贿行为后如果检举行贿者或在司法审查中提供重要行贿证据的，应追究行贿者的责任，受贿者不以犯罪论处；只有在第三者进行检举且行贿者和受贿者都不配合刑事侦查时，才可同时追究二者的责任。总之，必须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算计心理（免除最先检举人或证据提供人责任的方式）减少或拆解行贿者与受贿者结盟的可能。在打击官员腐败的犯罪问题上，推行法定的“功过相抵”制度，对有重大立功表现者，原则上不进行刑事制裁。
此外，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具体措施上，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比如：当控告或检举人在掌握一定犯罪证据的前提下，在司法机关不及时作为时（不免除司法机关不作为的责任），可以通过向司法监督机关申请令状（并提供一定金钱担保）的方式以自有资金聘用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违法犯罪证据方面的进一步落实或搜集工作（中介机构在取得令状后，可以申请调动警察出面协助），在犯罪行为得到确认后，检举或控告者可从罚没犯罪人的财产处得到加倍补偿（当然在犯罪得不到证实时，中介机构或申请人对被控告者所造成的损害应当给予赔偿）；加大对诬告、报复或陷害等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打击任何形式的报复或陷害行为；对犯罪后逃跑的，国家应采用普遍的悬赏制度抓捕逃犯，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力量来参与打击刑事犯罪等。
最后，必须强调社会人文道德和宗教的作用，强化信息传媒的作用，建立相对独立于政府控制的、互动式的大众传媒网络体系，充分发挥人文道德、宗教、媒体在犯罪预防和刑事案件侦破中的作用。同时，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必须注意国际间的官方合作和民间合作，减少重大犯罪分子或犯罪集团头目外逃的可能性。
总之，现代社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且社会组织结构正在变得日趋复杂；同时大量的优秀人才不断流向社会进行就业，而不是担任国家或政府官员。这些流向社会的优秀人才可能会为社会创造巨额财富，也可能会制造社会政治或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而那些代行国家公共权力的官员们在道德素质和能力方面也并非无可指责，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同样存在着人民群众可以说词的劣根性和局限性，官员个人或群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全民利益和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如不是这样，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是无法找到合理解释理由的）。所以，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稳定有赖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公平的博弈。对打击刑事犯罪而言，借鉴影片《赏金杀手》中的思路，按照能够维护“最大多数人利益”、实现“最大多数人幸福”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去创设各项法律制度无疑是一个合理的、有效的、务实的选择。
2006-9-7
（作者简介：王政，系北京市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民政部、中国科协、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开展科技扶贫工作的意见
民政部 中国科协 国家民委
民政部、中国科协、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开展科技扶贫工作的意见
民政部、中国科协、国家民委
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省、直辖市）民政厅（局）、科协、民委：
近几年来，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国一半以上贫困地区温饱问题已经解决，部分群众生活明显改善。但是，仍有不少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其中相当一部分属少数民族群众。随着脱贫难度的增大，下一步扶贫工作已进入了攻坚阶段，攻坚的主战场是少数民族地区。为
了更有效地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一九八六年夏，民政部、中国科协和国家民委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商，确定在河北省丰宁等十五个县（市）（其中民族自治地方五个）开展科技扶贫试点工作。最近，我们联合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了试点工作经验。两年来的实践证明，科技扶贫的
路子对、效益好，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脱贫途径，现在将试点经验向面上推广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
扶贫是救济工作的改革，科技扶贫是在扶贫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形式。据十一个试点县的统计，在两年的时间内，虽然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近四十万被扶持的贫困户中，仍有二十二万多户脱了贫，其中有不少成了富裕户。暂时尚未脱贫的户，生产、生活条件也都有所
改善。
科技扶贫，不但使大批贫困户脱贫致富，而且使科技知识大为普及。广大科技工作者通过办培训班、科技夜校、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科技图展、放映科技电影录像等活动，向贫困户传授科技知识，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一至二门实用生产技术，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不仅对
当前贫困户脱贫致富起到了显著作用，而且对进一步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战略意义。据十三个试点县统计，两年共有六十多万人次受到各类实用技术培训，有不少人成为生产能手、农民技术员、科技专业户。这些人又成为“二传手”，把科技知识普及到千家万户，
带动更多的人脱贫致富。陕西省商州市火神庙乡贫困户王学义，通过参加奶山羊培训班，学到催奶技术后，为村里办起了培训班，接受培训的有三百多人次，使一只羊的日产奶量由十六斤上升到二十四斤，全年产奶四千五百多斤。全村养奶山羊纯收入一万八千多元。同时，由于凡是开展科
技扶贫的地方，干部为群众办了实事、好事，干群关系得到了改善，农民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尊重知识、尊重科技人员、学文化、学技术已蔚然成风。他们说：“家有千金，不如一艺在身”。
二
两年来科技扶贫工作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领导重视，各方协作。科技扶贫是系统工程，牵涉面广，必须有统一领导，各方配合，才能收到成效。河北省丰宁县除科协、民政、民委三家外，还把工、青、妇群众组织和农、林、牧等各行各业都组织起来。落实任务，各尽其力，投入科技扶贫。为了加强领导，还选派了二十
八名科技骨干担任副乡长以上职务。在财力筹集方面，该县把用于农村的资金，统一安排，按原渠道管理，两年来共集资一千三百万元，扶持了三万三千多户，使57％的户脱了贫。
第二、扶贫项目，要先进行可行性研究，注意科学性，防止盲目性。各试点县在选择扶贫项目时，都组织科技力量，对当地资源、市场情况、技术条件等进行现场考察，综合论证，在此基础上确定扶持项目。一般以种植、养殖业为主，什么合适就搞什么。有些地方还根据自己的条件，
办了些加工业，作为“龙头”，带动千家万户，发展商品生产。实践证明，科学论证保证了扶贫效益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第三、广泛组织科技力量，为扶贫提供系列化服务。科技扶贫，主要靠科技。所有扶贫项目，自始至终都有科技为它服务。科技力量从哪里来？就是依靠当地各行各业和学会、协会以及各业务部门的科技人员。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技术培训，对扶贫项目考察论证，以及开展良种引进、
品种优化研究、防疫治病等。也有的地方委托高校、研究部门帮助进行专题研究、培训人才。河北省丰宁县动员了二十一个部门、专业技术协会的二千二百多名科技人员，为全县九千二百多户提供生产、经营和技术服务，办各类培训班四千六百多期，接受培训的有二十八万人次。
第四、充分发挥乡土人才的作用。农村原有一大批各种能人，通过培训，又成长起一批新的生产能手或技术能手。科技扶贫试点县中，以这些人为核心组成的各类专业技术研究会、协会，蓬勃兴起，他们研究生产技术，交流技术信息，对贫困户进行技术指导，形成浩浩荡荡的农村第一
线科技扶贫大军。安徽省临泉县黄岭区盛产大葱，但由于品种退化，产量不高。当地大葱研究会，引进山东大葱与本地大葱杂交，培育出新品种，亩产由一千五百公斤提高到四千公斤以上。像这样的研究会，该县就有九百七十多个。
三
三年来试点经验说明，开展科技扶贫，花钱少、见效快，是长效措施，在较大范围内推广的条件已经成熟。根据现有力量和各地情况，决定在现有的十六个试点县基础上（1988年新增乳源瑶族自治县），扩大到一百零五个县。为把这部分县科技扶贫工作搞好，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一）要把科技扶贫列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目前，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收入还比较低，解决温饱问题还是头等任务；非贫困地区，也还有一部分贫困户存在。特别是每年都有上亿农民遭受自然灾害，如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扶持措施，其中一部分灾民就
可能成为新的贫困户。因此，扶贫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科技扶贫是扶贫工作的一种好的形式，也是改变整个农村经济、文化面貌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希望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重视这项工作，把它列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切实措施，加强领导，用科学技术武装农民，尽
快解决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
（二）各地民政部门、科协组织和民委，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制定科技扶贫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给当地政府当好参谋助手，充分发动和依靠社会力量，使科技扶贫工作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三）抓好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要充分发挥农村科技工作者、技术能人、能工巧匠的作用，组织他们开展技术服务、举办技术培训班。培训内容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以传授实用技术为主，以实效为目的，搞什么项目培训什么技术，要速成有效，培训形式可灵活多样。争取凡有生产能
力的贫困户都能参加学习，掌握一、两项实用技术。
（四）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近几年来，民政部门结合救灾，在扶贫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次扩大的范围，重点是民政部门重点扶持的多灾贫困县，我们以这些点为阵地，引进先进技术，培训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使之在科技扶
贫工作中起到示范作用。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国务院已成立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其他地区贫困户的扶持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希望各地民政部门、民委、科协，在当地政府领导下，把科技扶贫工作扎扎实实地抓起来。只要坚持抓下去，就一定会作出成绩，为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作出贡献。
附：科技扶贫重点县名单
北京市（1个）：密云县*
河北省（10个）：丰宁满族自治县*、蔚县、围场县、宽城县、涞水县、盐山县、
平泉县、栾平县、隆化县、迁西县
山西省（5个）：临县*、灵丘县、榆社县、汾西县、左权县
内蒙古自治区（1个）：敖汉旗*
辽宁省（7个）：北票市、凌源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岫岩满族自治县、
义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彰武县
吉林省（6个）：洮南市*、大安县、通榆县、镇赉县、汪清县、珲春县
黑龙江省（4个）：泰来县、同江市、延寿县、兰西县
江苏省（5个）：泗阳县、响水县、沐阳县、淮阴县、滨海县
浙江省（2个）：磐安县*、永嘉县
安徽省（5个）：临泉县*、阜南县、广德县、郎溪县、枞阳县
福建省（1个）：永定县
江西省（2个）：永新县*、修水县
山东省（7个）：沂水县*、东平县、临沐县、东明县，茌平县、乐陵县、鄄城县
河南省（4个）：濮阳县、长垣县、范县、淮滨县
湖北省（1个）：监利县
湖南省（10个）：宁远县*、大庸市、桂阳县、石门县、安化县、古丈县、 新田
县、隆回县、辰溪县、酃县
广东省：（2个）：乳源瑶族自治县、乐昌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2个）：马山县、防城各族自治县
海南省（2个）：东方黎族自治县*、三亚市
四川省（4个）：宜宾县、巫溪县、云阳县、隆昌县
贵州省（6个）：普定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台江县、榕江县、荔
波县
云南省（5个）：富宁县*、峨山彝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陕西省（6个）：商州市*、千阳县、勉县、澄城县、平利县、永寿县
甘肃省（6个）：甘谷县、武山县、平凉市、西和县、渭源县、临泽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1个）：泾源县*
(注：*为原科技扶贫试点县。)
1989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