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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认定及责任

刘玲芳 辛炳辰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交通肇事导致严重后果后不尽法律义务，反而自行离开现场，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我国刑法对此行为做出了特别的规定，成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行为性质和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是交通肇事罪中的主要问题。肇事后逃逸的构成要具备主观上的故意心理状态，客观上的逃跑行为，并要具备逃逸的时空要素。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实际是积极的，具有主观的恶意，应属于作为而非不作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犯，而不是结果加重犯，更不是独立的罪名。因此，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必须以交通肇事罪的成立为前提，必须是逃逸行为而不是故意杀人行为，而且在逃逸行为和被害人死亡间必须有因果关系。
关键词：交通肇事；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不作为

交通肇事，是我国刑法规定的责任事故型过失犯罪之一。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刑法》这一规定中，呈梯度型规定了三种量刑幅度，即针对一般交通肇事、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对于一般的交通肇事行为，无论从定性还是量刑来看，都是相对明确和易于操作的。而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仍是争议颇多，难于处理的问题。下文中笔者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定义及其构成、性质及其责任认定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一、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定义及其构成
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定义一直尚未统一，这无疑给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认定带来了困难。目前就法律、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学术界的探讨来看，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根据1995年6月20日公安部关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第2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案件，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故意驾驶车辆或弃车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案件。“逃逸”即是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第二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称“解释”）第2条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第三种是陈兴良《刑法疏议》中指出的，“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不依法报警保护现场等待处理，而是私自逃跑，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①
应当讲，这三种表述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未能全面地概括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含义。判断一行为是否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一）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主观方面：主观方面即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动机一般是逃避抢救义务以及逃避责任追究。这种动机是积极的心理活动。虽然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但仅就逃逸行为而言，具有直接的行为故意。因此只有行为人对肇事行为明知，同时又有逃逸的直接犯意，才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当然实践中，肇事者逃逸的动机也有其他表现，如害怕遭到被害人亲友及其他围观群众的殴打而逃跑。这些人往往在逃离现场后，很快通过报告领导或报警等方式，接受法律的处理。这种情形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加以区别对待，因为从主观方面来看，在犯罪恶意上是很小的，是对现场后果的害怕所致。但毫无疑问，其逃逸行为还是直接故意所致。所以无论何种情形，行为人在逃逸时都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并对逃逸行为有直接的故意，这是行为人的主观方面。
（二）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客观方面：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从刑法理论来看，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最直接的便是对行为的客观方面予以认定。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是最高院的《解释》中规定了在五种情形的基础上而逃跑的行为。这就可以明确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作为交通肇事罪量刑的加重情节来规定的。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的先前行为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或者虽有交通违规行为但该违规行为与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行为人在交通事故中仅负同等责任或者次要责任，或者交通行为在所造成的结果尚未达到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定罪标准的，或者在负事故全部责任或主责的情况下仅致1人重伤，但又不具备酒后驾驶、无执照驾车、无牌照驾车等《解释》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即便行为人事后有逃逸行为，也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三）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空间要素，即该行为是否仅限于“逃离事故现场” 。在公安部关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的第2条中表述为“逃离交通事故现场”，这样的表述是欠妥的。在司法实践中就有这样的情形即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虽然没有逃离现场（有的是不可能逃跑），但是在将伤者送到医院后或在等待交警部门处理时畏罪逃跑，这种逃跑行为如何认定？显然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都是符合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构成的，也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在学界部分学者认为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过失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并不深。因此，对其处理不宜过重，具体把握尺度也宜宽不宜严，所以要对逃逸行为的时间和空间作必要的限定。但是笔者认为逃逸者既然选择逃逸即具有主观上的恶性，是一种犯罪行为，就必须按照罪刑罚一致的原则，对于把握尺度上必须严格。所以《解释》第3 条规定是较为合理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而不仅限于“逃离事故现场”。
此外，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主体规定，是只要符合一般主体即可。因此，从以上几方面分析来看，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较为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出于逃避抢救义务或逃避责任追究等动机而故意逃逸的行为。
二、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及其责任认定
（一）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
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性质的认定是把握该行为的关键所在，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人主观恶意分析及责任认定有积极意义。通常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性质被认为是不作为。认为行为人具有保护现场、救助伤员的义务，却不履行义务，选择逃逸，以致造成严重后果。笔者认为，从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责任追究和对被害人人身、财产保护的角度来看，交通肇事后逃逸者的行为实际是积极的，具有主观的恶意，应属于作为而非不作为。这是笔者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性质的根本倾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员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值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把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理解为不作为，实际上是把逃逸行为与不履行本条规定的作为义务特别是救助义务等同起来。但在实践中，行为人不仅仅违反了上述的种种义务，更关键地是对行为有主观恶意，是积极而为之。实质上是行为人采取了作为的手段，同时违反了一定的义务。所以尽管 “逃逸”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与不救助行为相重合，但实际上即使履行了救助义务仍然可能构成逃逸，比如在将伤员送往医院后的逃逸等。
分析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性质，不应从履行义务的角度着手，而应从是否有逃逸的实际行为来分析。这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刑法》第13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有三种情况：一是作为定罪情节的逃逸；二是作为加重情节的逃逸；三是致人死亡的逃逸。虽然三者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不同，内在含义也有差别，但逃逸行为的方式是共同的，都是积极采取措施去逃跑，无论动机如何，行为的性质均是作为。
（二）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责任认定
正如上文所述，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是一种具有主观故意的作为行为，对其认定则不能象交通肇事行为那样，视为过失犯罪，而应从严把握。“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的这一规定是责任认定的根本依据，但具体认定时还要结合具体的情形，笔者从行为人主观动机出发分三种情形说明：
1、出于逃避法律责任，但履行救助义务。如行为人交通肇事将人撞倒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后逃离现场。120医护人员及时将伤者送往医院。这种情形下，行为人虽构成逃逸，但主观恶性不深。仅出于逃避法律责任，现实中为抢救伤者，争取了宝贵时间。对于这种情形，认定责任时应该从宽。
2、出于逃避救治伤者，逃逸后主动投案。有人认为这种情形中，行为人不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理由在于行为人的主动投案。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违背了立法原意。法律之所以规定逃逸是加重情节，就是考虑对受害人生命的保护。逃逸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使伤者缺乏救助，导致伤势严重以致死亡。所以这种情形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是当然的。但排除逃逸后自首的成立，对自首情节按照刑法减轻处罚也是应当的。
3、既逃避法律责任又逃避救治伤者。这种情形在现实中最为常见，行为人在主观上大多是两者的竞合。对于这种情况，显然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在量刑幅度内予以从重。如果其结果导致受害人的死亡，则是逃逸行为情节的再次加重，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对这样的情况，笔者在下文展开了更详细的论述。
三、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情节加重——“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交通肇事本身的特点，因交通肇事致人重伤与死亡的事件屡见不鲜，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例也尤为常见，其危害性、社会影响更为严重。因此，除了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认定，以及逃逸行为的性质上进行探讨之外，更有实际价值和意义的便是对“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的探讨。《刑法》第133条规定，“犯交通肇事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仅此规定实在过于笼统含糊，运用时也更为棘手，这就成了许多交通肇事案件如何解决的关键。笔者在此就对 “因逃逸致人死亡”做出分析。
（一）“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名性质分析
认识一个问题，首先立足于行为的本质或者性质。由于对主观方面的认识不一，对“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性质认识更是众说纷纭，笔者在此就几个主流观点加以分析：
1、结果加重犯说
此说是目前学术界最流行的观点。其主要理由是：从刑法中规定“致人死亡”的条文来看，符合结果加重的两个条件：其一，基本行为和加重结果的因果关系。即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逃逸这一基本行为的加重结果；其二，对加重结果之发生具有预见可能性。交通肇事后逃逸不同于一般的逃逸行为，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可能性与发生率之高，是无庸置疑的。因此对加重结果具有预见的可能性是当然的。此说最直接的反映了立法者的意图。
     但此论也有理论上的不足，比如必须论证加重结果犯存在“过失的基本犯+故意的加重结果”的形式。为满足加重结果是对基本行为的依附性要求，从而使“逃逸致人死亡”成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结果犯，不得不指出逃逸行为仅是交通肇事后的自然延伸行为。但事实上，逃逸行为是相对独立的，并在逃逸行为中已经介入了新的原因行为。从《刑法》第133条规定的量刑阶梯来看，“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是“交通肇事罪+肇事后逃逸情节”的加重结果，而不是交通肇事罪本身的加重结果，这种情况更支持情节加重说而不是结果加重说。
2、情节加重犯说
如上文所说，情节加重说也可以从刑法规定的量刑梯度中寻求依据。认为“逃逸致人死亡”是一种情节上的加重表现，属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跑的罪后表现。其行为与罪过均与前两个罪行阶段相同，只是情节不同，因而规定了更重的法定刑。结果也是一种情节，因此将“致人死亡”这一结果作为情节处理也是有其合理依据的。笔者较为赞同这一观点，原因有二：其一，这种说法回避了导致加重结果的主观心理的争论；其二，也表明了即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中逃逸行为的相对独立性。
3、独立罪名说
这一观点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而致人死亡，完全符合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所具有的全部构成要件，成立一个新的作为②。又由于《解释》认为，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中，可以出现共同犯罪，而且刑法明确把这种情况排除在故意杀人罪的罪名范围外，因此，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就应构成一个新罪。这一观点虽有其积极意义，但并不为立法者所接受。《刑法》第133条采取三个罪刑阶段的模式肯定了“因逃逸致人死亡”与交通肇事行为及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当然“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有其相对独立性的，但理解成完全独立的新罪却又与立法者本意相背。
笔者认为学术界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性质的争议，是因为对此问题的理解呈现出一定的分散性。因此各自的观点都有不足之处，也有自己的合理方面，很难得出统一的权威界定，但笔者却比较倾向于情节加重犯说。这个观点有利于“因逃逸致人死亡”性质的分析，得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对交通肇事后逃逸情节上的加重，从而也有利于对该行为的定罪量刑。
（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构成分析
根据《刑法》第133条及《解释》第3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法律对行为既有加重情节（逃逸）又造成加重结果（致人死亡）而规定的较高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构成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必须满足上文所论及的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构成要件。笔者在上文中的论述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在情节上的加重。因此，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首先得满足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成立，而这包括三方面（1）必须以交通肇事行为的发生为前提。（2）行为人必须在行为发生后积极实施逃逸。（3）行为人逃逸有一定的主观动机。
2、必须符合《解释》第5条第1款对“因逃逸致人死亡”做出的明确解释。即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这个规定是明确的，不能将其与其他情形混作一谈。比如有这样的案例，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隐藏或遗弃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情形，这显然不是“因逃逸致人死亡”，而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
3、交通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受害人的死亡必须是因为肇事者的逃逸行为造成的。如果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逸，但被害人的死亡却是因为介入了其他原因造成的，如被害人由他人送往医院抢救途中再次发生交通事故致死等，就不应认定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再者，必须是行为人逃逸行为在前，而伤者因行为人逃逸而死亡的结果发生在后，两者之间存在这个顺序关系。如果交通事故发生时伤者当场死亡，则不能认定为因逃逸致人死亡，而应适用《刑法》第133条规定的第二种量刑幅度予以处罚。
（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罪分析
如何理解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案件的定罪问题，是分析“因逃逸致人死亡”所须面对的最实际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因逃逸致人死亡”与相似罪名的区别；二是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如何适用。笔者就这两方面问题展开论述。
1、“因逃逸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对于《解释》第5条对“因逃逸致人死亡”所作的解释以及《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在学术界存在争议，是因其与间接故意杀人罪在构成上存在相似性造成的。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因逃逸致人死亡”不应属于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而应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从这个角度看，行为人肇事后逃逸后在一定程度上知道由此造成的后果，且又对受害人死亡的后果持放任态度，最终造成伤者因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笔者认为，《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从发生状态上看是交通肇事的延续，是对前行为的加重情节。这种加重情节是以行为人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此发生重大事故致人死亡为前提，即仍是以交通肇事罪这一先行犯罪的成立为基础的，是先行行为在结果情节上的加重。
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对可能造成伤者死亡存在间接故意，而在有的情况下，肇事者可能认为肇事行为仅会造成受害者受伤，其主观上应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比较两种犯罪行为的差别，不能仅凭主观方面的相似，就认定行为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这是不符合犯罪构成主客观统一的理论，也是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必须结合行为的客观方面。从客观方面讲，如果行为人构成故意杀人罪，那么就要求行为人的行为是导致伤者死亡的排他性原因。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于伤者人身的危险进程处于或者基本处于排他性支配状态，排除了他人对伤者实施救助的可能性，伤者的生命安全完全依赖于行为人的救助。而显然“因逃逸致人死亡”并不能产生这种完全排他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害人是可以有获得其他人救助的可能性的。所以综合来看，“因逃逸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是不同的两个罪。
2、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适用
对于《刑法》第133条及《解释》第5条的规定的具体适用，当前同样是观点繁多，争议颇大：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行办法》、《安徽省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内部职工持股试行办法》和《安徽省鼓励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试行办法》的通知
安徽省人民政府



各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省人民政府同意《安徽省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行办法》、《安徽省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内部职工持股试行办法》和《安徽省鼓励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试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地实际，积极开展试点工作。



第一条 为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调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增长，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核，符合下列条件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公司、国有控股的公司，以下统称国有企业），其厂长、经理、董事长可以实行年薪制：
（一）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二）劳动、人事、财务等管理制度健全；
（三）依法缴纳税费和各项社会保险费；
（四）生产经营正常。
年薪制是以年度为单位，根据经营者的经营管理业绩和所承担的责任、风险确定其工资收入的制度。
国有企业的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实行年薪制，但其年薪的标准应当低于厂长、经理、董事长的年薪。具体标准由该企业厂长或者经理提出，董事会决定。
未改建为公司的企业实行年薪制，应当经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审查同意。
第三条 实行年薪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与企业规模和经营业绩相适应，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
（二）先考核，后兑现；
（三）与企业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相结合。
第四条 县级以上劳动、经贸、财政、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和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负责对国有企业实行年薪制进行审查、考核和监督。
国有企业拟实行年薪制，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并事先征求工会意见，设立股东大会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议定，并按隶属关系报同级年薪制审查部门审查批准。
第五条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年薪由基本年薪、效益年薪和奖励构成。
第六条 基本年薪以本企业当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依据企业规模加以确定。其标准为：
（一）大型及其以上的企业经营者，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倍；
（二）中型企业经营者，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倍；
（三）小型企业经营者，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倍。
没有确定规模的国有企业，其经营者的基本年薪由年薪制审批部门参照有关标准确定。
第七条 效益年薪根据企业经济效益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确定。其标准为：
（一）完成或者超额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经营者的效益年薪按下列公式计算，但一般不超过本人当年的基本年薪。
效益年薪＝经营者的基本年薪×（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1）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期末国家所有者权益÷期初国家所有者权益×100％
（二）未完成核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不得给予效益年薪。并应按照每减值1％，以经营者的基本年薪乘以一定比例的标准扣减基本年薪和风险抵押金。基本年薪全部扣完的，经营者按照职工年平均工资额领取本人工资；风险抵押金全部扣完的，应当于下一年的年初补足风险
抵押金，不予补足的，取消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的资格。
第八条 考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参照上市公司的会计制度执行。但必须剔除下列不是因企业经营效益而使净资产增减的因素：
（一）国家对企业增加的投资；
（二）国家专项拨款、各项建设基金投入；
（三）先征后返的税金和政府给予优惠等原因而增加的资金；
（四）按照规定进行评估、重估而增加或者减少的资金；
（五）按照规定进行清产核资而增加或者减少的资金；
（六）接受捐赠；
（七）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为依法应当剔除的其他因素。
第九条 企业经营业绩突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幅度较大的，给予国有企业经营者奖励。奖励的标准按照效益年薪的计算办法计算。
第十条 实行年薪制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必须交纳风险抵押金。交纳风险抵押金的数额为：
（一）大型及其以上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交纳的数额为5至8万元；
（二）中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交纳的数额为4至6万元；
（三）小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交纳的数额为3万元。
风险抵押金一般为现金，也可以有价证券、房产抵押，但现金和有价证券的份额不得低于50％
交纳的风险抵押金必须在年薪制考核部门规定的日期交指定的银行存储，未经年薪制考核部门同意不得提取。经营者任期届满或者工作变动时经审计终结后返还。其中，未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被扣抵的风险抵押金不得返还。
第十一条 基本年薪的80％分月以现金的形式预付。本年度终了，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计算经营者的全部年薪收入，并于次年的第一季度报年薪制考核部门。经审核批准后，经营者基本年薪的全部、效益年薪和奖励的30％至40％的部分，由企业以现金的方式一次性支付给经营者。
余下的效益年薪、奖励，股份制企业可以折算成股份为经营者持有；未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可将其转为经营者的风险抵押金。
经营者年薪收入中基本年薪、效益年薪在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奖励在企业税后利润中列支。
经营者取得年薪收入，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十二条 经营者不得在企业领取年薪以外的其他工资性收入。违者，年薪制考核部门应当责令其退还，并视情予以处理。
第十三条 经营者离任审计，应当在离任前进行。离任当年的年薪收入不得在未审计终结前支付。如离任审计时发现经营者在任期内的经营业绩与年度审计报告有出入的，经年薪制考核部门核定，经营者超出应得部分的收入应予追回。
第十四条 各市人民政府、行署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办法，报省劳动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劳动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内部职工持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国有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统称公司）。
本办法所称内部职工持股（以下简称职工持股），是指职工认购所在公司的股份而成为股东的行为。
第三条 内部职工股可以由职工个人直接持有，也可设立职工持股会集中管理。
第四条 实行职工持股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自愿的原则；
（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
公司不得以职工是否持股、持股数量的多少来作为职工上岗、下岗的条件。
第五条 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实行职工持股的，在改制时必须由具备法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资产进行评估。其中，国有资产的评估结果须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严禁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者无偿分给个人。
第六条 实行职工持股的公司，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经营，维护持股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股权设置
第七条 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在不同行业和领域，区别情况，决定是否能够实行职工持股：
（一）金融、电力、交通、邮电、烟草等企业，原则上不实行职工持股；
（二）城市煤气、自来水、公交等公用设施领域，以及享有特许经营权或者特殊优惠的企业，可以有选择地进行试点；
（三）在基础产业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企业实行职工持股，必须经国有产权代表机构和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四）其他企业，可由国有投资主体或者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会）根据实际决定实行职工持股。
连续两年亏损或者预期资本收益率低于银行同期利率的企业，是否实行职工持股，由职工通过大会讨论决定。
第八条 实行职工持股的企业，应当根据企业规模、经营状况和职工出资能力，提出职工持股方案（包括职工持股的总额、基数等），经企业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并经国有产权代表机构认可后组织实施。
关系国计民生、确需由国家控股的公司，其股权结构必须经该公司的国有产权代表机构批准。
第九条 内部职工股的设置方式：
（一）设立为公司或者已改建为公司的，可以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设置，也可以采取购买公司部分股权的形式设置；
（二）拟改建为公司的，可采取职工个人与其他股东共同出资作为发起人设置，也可以采取购买企业产权的形式设置。购买企业产权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以购买企业产权的方式实行职工持股，一次付清认购款的，可给予不超过总价款10％的优惠。
第十条 公司的董事长、经理持股额一般应当在职工平均持股额的5倍以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业务人员也可以多持股。

第三章 股份认购
第十一条 职工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取得股权：
（一）以现金出资。
（二）公司的科技成果转化后新增的税后留利，经科技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划出一定的比例折成公司股份，奖励给该科技成果的主要贡献者。
（三）实行年薪制的企业，将经营者的部分或者全部年薪折成股份。
（四）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的，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将原企业的工资基金结余按照职工贡献大小、责任轻重、工龄长短分配作职工入股的股金。但被分配的部分不得超过工资基金结余总额的70％。
以企业职工工资基金结余分配的股金，可以按股分红、表决，但不得转让、继承。
（五）以其他合法的形式取得股权。
第十三条 实行职工持股的企业，应当制定职工购股办法。
第十四条 职工购股程序：
（一）职工提出购股申请；
（二）根据职工购股办法确定个人持股额度；
（三）公布职工持股额度；
（四）办理购股手续；
（五）公司给持股职工签发出资证明或者股权证明书；
（六）公司将职工持股名册上报审批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持股职工以其出资额或者所持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四章 股权转让及利润分配
第十六条 允许职工持有的股权在本公司内部转让，转让的价格依照本公司每股净资产及收益状况确定。职工股权转让后，应当及时办理过户手续。
内部职工股股权转让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或者由公司的股东大会（股东会）制定。
公司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任期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第十七条 职工持股原则上不得退股。但遇持股职工调出、辞职、退休、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死亡和被公司除名、辞退等情况，可依照公司章程或者职工持股会章程的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实行职工持股的公司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进行利润分配，不得采取保息分红的办法，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第十九条 鼓励职工将红利用于企业增资扩股。对将红利转作入股资金的，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第五章 职工持股会
第二十条 职工持股会是受持股职工委托，专门从事公司内部职工股权管理，并在持股职工授权范围内代理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维护持股职工合法权益的组织。
第二十一条 职工持股会由持股职工以会员的身份加入，并联合组织成立。职工持股会可以依托公司工会。
第二十二条 职工持股会应制定章程，并依照章程的规定开展活动。职工持股会章程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持股职工入会的条件；
（二）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三）持股职工委托授权的办法和一般内容（如委托代表的股数、表决权等）；
（四）职工持股会理事会的产生办法、职责和工作程序等；
（五）持股会的议事规则；
（六）持股会的经费来源；
（七）其他约定的事项。
职工持股会章程应报本公司和批准公司成立的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职工持股会设理事会，理事由会员按其授权职工持股会代表行使股份的多少选举产生。理事会一般由3至5名理事组成，并以简单多数产生理事长1人。但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不得担任理事长。
理事会具有以下职责：
（一）负责召集会员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三）制定职工持股会的各项制度；
（四）负责职工股的日常管理工作；
（五）收集、整理、反映会员的意见；
（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四条 职工持股会可以授权理事会，向公司委派股东代表，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者股东会，进入董事会、监事会，行使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职权，并承担相应的职责和义务。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集体控股、参股企业或者其他类型的公司、企业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经济体制改革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技术要素，是指：
（一）专利技术。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二）技术秘密。指通过研制或者以其他合法的方式掌握的、未公开的、能带来经济效益或竞争优势，具有实用性且采取了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
（三）被授予品种权的动、植物新品种；
（四）被授予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
（五）其他类型的技术要素。
第三条 以技术要素参与生产经营的，可以通过下列方式从企业事业组织的收益中对有关人员予以鼓励：
（一）将技术要素作价投资，折算成股份或者出资比例；
（二）增加工资；
（三）给予奖励；
（四）其他合法的鼓励方式。
第四条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股东可以以技术要素作价投资。对作为出资的技术要素，必须进行评估作价，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以技术要素作为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以高新技术成果（高新技术成果由省级以上科技行政主
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认定）作价出资的，作价金额一般不应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35％，发起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合资一方为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的企业，评估结果应经科技行政部门审核，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
第五条 合伙人可以以技术要素出资兴办合伙企业。对合伙的技术要素需要评估作价的，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也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委托法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第六条 以技术要素作价出资、折算成股份参与收益分配，应当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规定或者签订协议予以约定。
第七条 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实行科研人员的收入与岗位技能、工作业绩和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制度。
第八条 对科技成果的完成者或者成果转化者，由企业、科研院所视情采取下列一种方式从本单位收益中予以奖励：
（一）对职务技术成果作价入股的，可以从该技术成果折算的股份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作为奖励，但奖励比例超过单位技术股份50％的，应当经该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二）将前3年的职务技术成果转化的新增留利不超过10％的部分，作为技术积累折算成股份作奖励；如属高新技术成果提取的比例可以不超过前3年新增留利的20％；（前3年单位已经对其进行奖励的，改制时应当相应扣减技术积累额）；
（三）职务技术成果作价、折算成股份，该技术成果实施后的3年内，可将不低于该技术成果60％的股权收益作为奖励；再后3年内，可将不低于该技术成果40％的股权收益作为奖励；
（四）从连续3至5年实施科技成果新增留利中提取不低于10％的比例作为奖励。奖励比例超过成果转化年新增留利20％的，应当经该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第九条 股份制的企业，可以按国家有关规定，将在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实施转化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有关人员的报酬或者奖励，折算为股份或者出资比例。该持股人依据其所持股份或者出资比例分享收益。
第十条 对外开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单位，应当从所得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奖励科技人员，奖励比例超过所得净收入50％的，应当经该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将其职务科技成果转让给他人的，单位应当从转让该项职务成果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对完成该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
第十一条 奖励应当根据成果完成者或者实施者贡献的大小进行。对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者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贡献者，奖励的份额应当不少于奖励总额的50％。
第十二条 对技术要素可以参照有关标准摊入成本。属于高新技术成果可以加速摊入成本。具体摊销年限由省财政、税务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