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关于党政机关公务活动生活接待若干问题的规定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关于党政机关公务活动生活接待若干问题的规定
陕西省人民政府
根据《中共陕西省、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近期内做好群众关心的六件事的决定》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严禁用公款宴请和有关工作餐的规定》、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现就党政机关公务活动生活接待若干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来客接待
1.中央、国务院和外省、市、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现职干部因公来陕，统一由省政府接待处负责接待；其他干部由各部门归口接持。食宿按规定收费，吃工作餐，一般不陪餐，不用公款宴请，不送土特产品及其他物品。
2.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其他单位，在陕西召开的各种会议，一律不用公款宴请。
3.离休老同志来陕，按有关规定接待。
二、会议制度
4.严格控制会议。凡是可由部门召开的会议，不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召开。省经各部门召开的全省性会议，要控制规模，并分别报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审查批准，统筹安排。否则，财政部门不予核销会议经费。
5.省级部门的工作会议，一般应在机关内或西安市城区、郊区就近召开。提倡走会，本市与会人员（必面住会工作人员除外）不安排食宿。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等，可按排食宿，但不得在涉外宾馆召开。
6.会议经费开支，要严格执行财政部门规定的标准。实行分餐，不准上价格昂贵的菜肴和烟、酒、饮料。
三、外出规定
7.本省党政机关（含人大、政协、群众团体）工作人员，在省内进行各种公务活动，包括上级到下级检查指导工作，调查研究，同级之间、地区之间公务往来，参观学习以及干部工作调动等，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吃工作餐，住机关招待所，按规定交费。不得住高级宾馆，不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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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下级机关和基层单位接待上级机关工作人员，要按规定标准安排食宿，坚持收费。不准上价格昂贵的菜肴和烟、酒、饮料，一般不要陪餐，不得用公款搞任何形式的宴请，不得馈赠土特产品和其他物品。
9.省级领导干部下基层，一律轻车简从，接待单位要尽量减少陪同人员，不搞边界迎送。
四、监督和处罚
10.凡违反上述规定的，均属违纪行为。所动用的公款，必须由违纪单位负责向就餐者如数追还。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批准动用公款的责任人员，要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党纪、政纪处分。
11.各地市、各部门、各单位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部门负责本规定的监督实施。如有违纪人或所在单位拒不执行纪检、监察部门的处理决定，财务人员对用公款吃喝不抵制，对坚持原则抵制违纪行为的人员和举报人员进行打击报复，要给予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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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规定，公开登报，以发动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监督。
13.对违反本规定的人和事，新闻单位要在调查核实以后，及时予以揭露和批评，以有效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
五、实施办法
14.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各地、市、县党委、人民政府（行署），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财政部门对公务往来中食宿收费费要分级、分类作出明确规定。
15.本省所有担负接待任务的宾馆、饭店、招待所、都要严格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标准，妥善安排各类会议和因公出差人员的食宿。同时要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
16.全民所有帛企业和集休所有制企业，也应参照本规定的精神办理。
17.本规定由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负责解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通。过去有关规定，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一律以本规定为准。
1989年11月7日
核心提示：在非法集资案件处理过程中，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司法机关存在误区，结果误判死刑的情况时有发生。
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具有旺盛的融资需求。由于国有金融机构长期对民营经济融资需求的忽视，导致民营经济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发展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资金。根据全国工商联的调研结果，我国有90%以上的民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微型企业则更加困难。金融体制上的固有缺陷和社会需求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我国非法集资案层出不穷。
值得注意的是，集资诈骗案中的被害人自身是具有重大过错的。他们明知高收益必有高风险，仍然在暴利的驱使下，甘冒巨大风险积极地参与了集资活动，从而直接或间接促进了非法集资案件的形成和发展。
基于金融体制上的缺陷和被害人自身重大过错的原因，应当有足够的废除集资诈骗案件这种非暴力性经济犯罪死刑配置的理由。然而，集资诈骗案的死刑不仅没有废除，相反，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对集资诈骗案判死刑的情形相当普遍，既与我国的死刑刑事政策相悖，也与建设和谐社会和世界发展的潮流很不协调。
研究发现，集资诈骗案件死刑泛滥的经常性理由有二个，一个是仅仅根据有数额特别巨大的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客观结果，就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另一个是仅凭有挥霍很少比例的集资款的行为而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通常非法集资类案件的集资数额特别巨大，于是挥霍的绝对数额很容易达到成百上千万元而被判死刑。换言之，死刑适用门槛大大降低了，亟需对此进一步研究，以查明原因之所在，防止死刑的过度适用。
笔者利用数学模型，解析非法集资类案件处理过程中存在的误区，说明集资诈骗案中死刑适用的二个经常性理由，有可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建立模型的基础数据为：第一期集资规模为3000万元，全部用于生产经营，设定每月扣除成本（利息除外）可产生利润200万。集资款以月利率1分计，每月为还本付息一个周期。同时假定集资行为人不扩大生产规模，月利率1分始终不变，每月利润不足以支付的利息的部分通过扩大集资规模解决，出资人不实际出资增加债权，集资人增加债务。企业家无挥霍行为。总集资期限为四年共48个月。集资数、利润数和利息单位万元。
月份数：1 2 3 4 5 。。。。。。。。。。。。。。。。。。。。。。。。。。45 46 47 48 49
第一月到第四十八月的利润数（利息除外）分别为：200。。。200。。。200。。。200。。。
第一月到第四十九月的利息数：300，310，321，333.1，346.41，361.05，377.156，394.87，
第一月到第四十九月的集资数：3000，3100，3210，3331，3464.1，3610.51，3771.56，3948.72，
利息数：414.36，435.80，459.38，485.31，513.84，545.23，579.75，617.73，659.50，
集资数：4143.58，4357.95，4593.75，4853.13，5138.44，5452.28，5797.51，6177.26，6594.97，
利息数：705.45，755.99，811.59，873.75，940.13，1014.14，1095.55，1185.11，
集资数：7054.49，7559.94，8115.93，8727.52，9401.27，10141.40，10955.54，11851.09，
利息数：1283.62，1391.98，1511.18，1642.30，1786.53，1945.18，2119.70，2311.67，
集资数：12836.2，13919.82，15111.8，16422.98，17865.28，19451.81，21196.99，23116.69，
利息数：2522.84，2755.12，3010.63，3301.70，3611.87，3953.05，4328.36，4741.19，
集资数：25228.36，27551.2，30106.32，33016.95，36118.65，39530.52，43283.57，47411.93，
利息数：2755.12，3110.63，3301.70，3611.87， 3953.05， 4328.36， 4741.19，
集资数：27551.2，30106.32，33016.95，36118.65，39530.52，43283.57，47411.93，
利息数：5195.31， 5694.84，6244.33，6848.76，7513.64，8245，9049.50，9934.45
集资数：51953.12，56948.43，62443.27，68487.6，75136.36，82450，90495，99344.5
从上述数学模型中可以看出，在高利贷情形下，每个月的集资金额呈几何级数迅速增加，每个月需要支付的利息数也同样呈几何级数增加，最终崩盘无法返还集资款是必然的结果。49个月集资总金额1157779万余元，假如都是一个（或者十个）人出资的，那么最终一笔即第四十九次集资后出资人不再借款，集资人无法再筹集资金而崩盘，意味着有9734.45（利息）+99344.5（本金）=109078.85万元的本息无法偿还，这个天文数字很容易迷惑司法人员的眼睛而对集资人判处重刑，甚至死刑。这是否意味着这一个（或者十个）出资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呢？答案是否定的。
出资人实际所出资金总金额仅为3000万元，每个月获得利润为200万元，那么49个月获得收入总额为：200*49=9800万元，可见出资人3000万元的原始出资不仅连本带利成倍回收了全部投资，即便是最后10亿9千万（本金利息）全数打水漂也无法改变出资人获得丰厚利润的事实。这一组数据充分说明，我们在处理集资诈骗案件时，所谓的集资款无法返还就认定为经济损失的做法，有可能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了，值得重新进行检讨和评估。如果拟对集资人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则更加需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以免误判。
研究发现，对于高息集资案件，每一期集资返本付息之后，出资人都会获得可观的利益，这一期所有参与集资的出资人将不再是被害人，而是实实在在的受益人，只有不再返本付息后的出资人才是“被害人”。这个特征过去并不为大家所重视，其实，凡是在崩盘前退出的出资人都毫无疑问是获利者，并且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较早参与的高利贷者即使中途没有退出，最终也很可能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这些获利者所获得的利益中有相当大部分来自最终受损失的集资人所损失的金额。相反，集资人自身却可能一无所获，甚至开始集资之前自家的财产都可能被高利贷全数吞没。
我们假定上述出资人在第四十八次回收本息后，不再出资，接下来由下岗职工、退休职工等弱势群众出资99344.5万元，那么先前的出资人还将获得99144万余元的收入，加上48个月从企业家手里获得的利息收入共48*200=9600万元，实际总收入108744万元，实际出资总投入才3000万元，总收入是总投入的36倍。遭受损失9.9344亿元的却是弱势群体，这种情况发生后，必将引发群体事件，按照通常的司法判例，集资人人头落地恐怕将难以避免，然而集资人实际只借用了3000万元用于发展生产经营，其他的钱仅仅只是经过集资人的手，都被高利贷者收进了腰包。这种情形高利贷者才是真正杀人原凶，集资者是高利贷的牺牲品，司法机关成为高利贷者杀死集资者的工具。一定要严防这种高利贷者“借刀杀人”的情形出现。
从上述数学模型可以看出，表面上集资人投入生产经营的资金数只有3000万元，只占总集资数额很少比例，这同样会使司法工作人员产生错觉——认为集资人将所骗取的资金仅有很少比例用于发展生产经营，从而认定集资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理论依据是：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可被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样的做法非常普遍，其实这样的做法是对前述规定的错误理解和适用。
上述模型中第一个月集资规模为3000万元，集资人出具欠条3000万元，第二个月集资规模为3100万元，增加的100万元系上一期出资人应收利息转为借款，集资人出具欠条3100万元，第三个月集资规模为3210万元，增加的110万元系上一期应收利息转为借款，集资人出具欠条3210万元。。。。。。。出资人从第二期开始完全没有再出资一分钱，集资人从第二期开始完全没有再收取出资人一分钱，其集资规模也就是集资人的债务，仍然因高利贷而迅速扩大，直到第四十九个月集资规模达到9.9个亿的惊人数字。但是这些数字实际上是空数，只有第一笔才是实际出资。集资人为了还贷，仅仅只是维持当初借用高利贷而开始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不得不连续滚动集资，借新还旧，仍然难逃被债务压垮的命运。此种情形下，尽管集资人实际上是将资金100%用于生产经营的，却很容易让人产生集资款只有很少比例用于发展生产经营的错觉。由于这个错觉而被判重刑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前二年发生在浙江嘉兴的杨某、曹某夫妇集资诈骗案就是实例。
借高利贷后投入生产经营，高利贷本息支出同样属于成本支出。高利贷支出，也是生产经营成本的一部分，支付高利贷同样是属于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这样一来，即使集资人明知无法归还而连续滚动式集资，导致最终崩盘，也应当承认集资款是全部用于生产经营，进而排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因此，这种滚动式集资行为并不会发生“集资后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的情况。然后实际情况是非常的不幸，这种连续滚动式的集资行为，司法人员通常无视支付高利贷本身是生产经营行为一部分的事实，错误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而认定集资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以集资诈骗罪判处重刑或者死刑，相当普遍，事态严重。
假如集资人不是借高利贷，而是从国有银行融资，国有银行的年利率按1分计，我们再来看看，上述数学模型中企业家的财务状况：假定贷款期限仍为四年，第48个月到期后一次性返本，此前每月支付利息。第1至48个月中每个月需要支付利息为25万元，48个月支付总利息数为1200万元。企业家四年可获得利润为48*200=9600万元，扣除利息和本金，可获得纯利润为9600-1200-3000=5400万元。从这个数据可知，如果不存在金融体制上的缺陷，企业家能够顺利从正规渠道融资，那么企业家根本就不会被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相反企业因获利巨大而焕发勃勃生机。此种情形下，若企业家购买了豪宅、豪车等花费了2000万元，企业家完全承担得起，消费得起，没有人会对此产生疑问，企业家也不用担心有人头落地的后顾之忧。
如果集资人是借了高利贷的情形，花了2000万元买奢侈品，那按照司法解释规定就有生命之虞了。在当今中国社会中，购买奢侈品炫富的情形比较常见，企业家炫富行为有可能是为了市场竞争的需要，仅凭花费了巨额集资款中较小比例的金钱用于奢侈品，就认为属于“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情形，进而认定“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的做法，过于严苛而且不合乎情理，属于法律适用上的一个严重误区。根据前述比较分析可知，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具有客观归罪的嫌疑，大大降低了死刑的门槛，存在明显缺陷，应当对其适用进行严格限定，以防止死刑被滥用甚至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