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盐业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盐业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7月28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盐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促进盐业生产发展，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保护公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和《食盐专营办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开发盐资源，从事盐产品生产、运销、储存活动，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盐产品，包括食用盐和工业用盐。凡居民直接食用、食品加工用、渔业和畜牧业用的盐产品为食用盐（以下简称食盐）；其他盐产品为工业用盐（以下简称工业盐）。
第四条 对食盐依据国家规定实行专营。
在我省行政区域内销售的食盐全部加碘。
第五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应按照盐业行政管理与盐业经营分开、盐的批发经营与其他商品批发经营分开的原则，明确盐业主管机构和申报食盐专营单位。
第六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以下简称盐业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盐业管理工作。其所属的盐政稽查机构具体履行盐政稽查职责。
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工商、商业、技术监督、公安等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权限，做好盐业管理工作。
第七条 盐业主管机构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受理制度，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违反本条例行为的举报，并及时查处。
盐业主管机构的盐政稽查人员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卫生监督人员，有权对盐产品生产、批发、零售单位进行检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检查，不得隐瞒或者提供虚假资料。
第八条 开发盐资源，开办盐产品生产企业，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私营企业和个人不得开发盐资源。
盐资源开发及盐产品生产企业需要停产、转产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同意。
第九条 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盐业主管机构对尚未确定权属的现有盐场核定范围，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核发土地权属证书。
新办盐场，必须依法取得土地权属证书。
第十条 为保证对盐资源的开发利用，维护盐产品生产企业的正常生产，划定合理的区域为盐场保护区。
盐场保护区具体界限的划定，由省盐业主管机构会同省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在盐场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兴建养殖池；
（二）修建与盐业生产无关的建筑物；
（三）擅自开采、挖取沙石、贝壳；
（四）破坏防护林带、植被和其他防护设施。
第十二条 因国家建设征用、划拨盐场保护区，必须从严控制，并应当征求盐业主管机构的意见，按照土地管理有关规定办理征用、划拨手续。
第十三条 对食盐实行定点生产制度。
从事食盐生产，必须经国家盐业主管机构批准，并取得省盐业主管机构和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食盐生产许可证和食盐生产卫生许可证。
第十四条 盐产品生产单位，必须保证食盐的指令性计划和在国家总量计划指导下合同订货任务的完成。
第十五条 禁止利用井矿盐卤水晒制、熬制食盐。
禁止利用盐土、硝土和工业废渣、废液生产盐产品，但以盐为原料的碱厂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盐产品不在此限。
第十六条 盐产品生产单位应当建立产品质量检验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盐产品进行质量检验。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盐产品不准出厂。
无检验能力的盐产品生产单位，不得生产食盐；生产工业盐，必须委托质量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第十七条 盐产品标识，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产品质量标识的规定。食盐应当加注盐的种类、加碘量、许可证编号及由国家统一规定的防伪标志。
第十八条 食盐由省盐业主管机构按照国家和省计划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计划分配调拨。
第十九条 食盐为国家重点运输物资。铁路、交通部门应当依据省盐业主管机构报送的年度、月度运输计划及时运送。铁路运输必须在运单上加盖省盐业主管机构的准运章；水路、公路运输，承运人必须携带由省盐业主管机构核发的准运证。
国家总量计划指导下合同订货的工业盐运输，由供需双方根据签定的合同向运输部门申请运输计划，由运输部门按照计划运输。
国家总量计划指导下合同订货外的工业盐运输，在本条例发布之日起两年内，由省盐业主管机构核发准运证，承运人必须携带准运证运输。
第二十条 经营食盐批发业务，必须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和食盐批发卫生许可证。
食盐批发许可证由省盐业主管机构核发；食盐批发卫生许可证由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食盐批发单位必须按照指令性计划和批发许可证规定的渠道及销售范围购销食盐。
食盐零售单位必须从当地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企业购进食盐。
第二十一条 对食盐生产、批发许可证和食盐生产、批发卫生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持证的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接受年检。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食盐市场销售下列产品：
（一）液体盐（含天然卤水）；
（二）工业用盐、农业用盐；
（三）利用井矿盐卤水晒制、熬制的盐产品；
（四）不符合国家食盐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盐产品；
（五）擅自销售的非加碘盐；
（六）其他非食盐产品。
第二十三条 对食盐实行储备制度。
食盐生产、批发单位应当按照省盐业主管机构的规定，做好食盐储备工作，保持合理库存。
食盐零售单位应当将食盐作为必备商品。
第二十四条 食盐的储存、运输应当做到防晒、干燥、安全、卫生，应当与工业盐、非碘盐分库或者分垛存放，并有明显标志，严禁与有毒、有害物质混放或者同载运输。
食盐零售单位购买食盐，必须使用专用周转箱（袋），严禁散装、散运。
第二十五条 食盐生产、批发、零售单位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食盐价格。
国家总量计划指导下合同订货的工业盐价格，在国家保护价的基础上，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供需双方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外加价或者加收任何费用。
国家总量计划指导下合同订货外的工业盐价格，由供需双方按照市场需求协商确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我省行政区域内的食盐市场销售不合格碘盐或者擅自销售非碘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没收其经营的全部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影响盐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盐业主管机构有权制止，责令其赔偿损失，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额5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未取得食盐生产、批发许可证，从事食盐生产、批发业务，未按照指令性计划和批发许可证规定的渠道及销售范围购销食盐的，由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生产、批发，没收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该盐产品价值3倍
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盐产品的，由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盐产品、违法所得和生产工具，并处违法生产的盐产品价值3倍以下罚款。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盐产品的，由盐业主管机构或者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予以制止，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额5倍以下罚款；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运输盐产品的，由盐业主管机构没收违法运输的盐产品，对货主处该盐产品价值3倍以下罚款，对承运人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运输盐产品的，盐业主管机构有权封存，没收盐产品，并处该盐产品价值3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从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企业购进盐产品的，由盐业主管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的盐产品，并处该盐产品价值3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未接受年检的或年检不合格的单位，由盐业主管机构或者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吊销生产、批发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二）、（三）、（六）项规定，销售盐产品的，由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擅自销售非加碘盐的，由盐业主管机构没收该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该盐产品价值3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储存、运输盐产品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该盐产品价值3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涉及公安、工商、技术监督、物价、矿产资源等管理的，由有关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六条 盐业主管机构的盐政稽查人员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卫生监督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7月28日
刑诉•铁三角——浅谈公检法之规范配合
刘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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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这一条文准确规定了在司法过程中“刑诉铁三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自的地位。看起来相互制约、配合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们却在现实中发现了问题。
让我们以案例说话：
2000年，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其妻与云南省某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某有染。一天，杜妻与王某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逼取其口供。杜培武忍受不住刑讯，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一审法院判处杜培武死刑，二审法院改判杜培武死缓刑。真凶因另案案发，供认系杀害杜培武之妻和王某，案情大白于天下，杜培武冤案得以昭雪。
2002年，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在婚外他与一位同事的妹妹关系暧昧。由于双方发生矛盾，请该同事夫妇调停。调解未成功。一段时间后，因该同事夫妇被一入室男子刺成重伤而被公安局列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局没有掌握李久明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强行搜查其办公室和家里并搜出钢珠枪一支，因此入狱，屈打成招。
李久明案与杜培武案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庭审时，两人均提出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杜培武在庭审时出示刑讯证物———血衣，李久明所写的控告书多处提到讯问人员的多种刑讯行为。杜李二人所提出遭到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主张，法院培养采纳。
尽管杜李二人百般申辩，案件本身疑点丛生，但最后两人均被判处死缓。
这两件案例的分析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在此也不多加评论。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其中体现出的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宪法条例的之间关系。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件案子将中国公检法三方面之间的“配合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协调。血衣可以不见，控告书可以不管，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无所顾忌配合一致，以最终得出了嫌疑人有罪的结论。但是，这样的配合是什么？
这样的“配合”便等于说是让国家的司法机构、审查和暴力机构铸就了一条坚不可摧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几乎集和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显得十分的强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条统一战线的对立面，犯罪嫌疑人站在那边形单影只，面对着法律的审判战战兢兢、俯首任命。这是人们会欢呼——罪犯伏法、正义伸张，于是张灯结彩、扶手而庆。真好，皆大欢喜。因为国家为我们主持了公道。这看起来很好，但要是问题变化一下——这个案子是一个错案，嫌疑人是屈打成招的——那我们该如何处之？
第一篇、诉讼——手中的底牌
中国的司法制度大抵是从公堂开始的。从那一刻起，公堂便成为了人们对簿之地，到了那里不管你是对的还是错的，不管你是恶的还是善的，更不管你是斯文的还是外向的，所有人都撕破了脸，口舌相对，连讽带骂，直到弄个鱼死网破，水落石出。
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会想起古罗马时期的审判热潮。古罗马人与其说是善于利用法律，不如说是热衷于打官司。他们特别的喜欢在法庭之上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当然，即使没有道理，他们也喜欢为了口舌之快求个胜负）。于是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向罗马，有的人不为别的，就为了看一眼罗马的法庭。就像欣赏话剧一般，欣赏法庭之上唇枪舌剑的较量。
古罗马人是好诉的，他们喜欢这样你来我往的诉讼较量，但中国人与他们是不同的。众所周知，西方思想是一种外向的思想。他们不过不拒绝对外的张扬，而且还热衷于这种表露的形式，所以诉讼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中国则搞好相反，对于我们来说所具有的是一种内涵的性格。由于从小受到了“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思想的教育，我们遇到了问题一般喜欢先忍一忍，以静观其变，直到万不得已了才将实情大白于天下，做一个最后的了结。这一个了结，以必定是剧烈而彻底的了结。正如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一样，一场暴动，将一切重新开始。我历来反对革命。连命都要革了，那必然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即使获胜，所掌握的也必然是一个一片狼藉的现状。我喜欢更为温和一点地解决途径。而在我看来，法律就是一个比暴力好一些的方法，它用规定好的习惯规则来符合当事人对问题共同的评定取向。于是，当我们拒绝革命来改变一切的时候，我们步入诉诸法律。
所以，综上所知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结论：
第一、 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相比不是一个好诉的民族。
第二、 诉讼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后的也是最不愿使用的手段
第三、 即使中国人避免诉讼，但国人对诉讼的本身是有需求的。
诉讼，是中国人手中的一张底牌，决不轻易打出。但若不得以打出了呢？
第二篇、被告——法庭上的劣势群体
被告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利的地位，特别在刑事案件上，被告被夹在了两个相互补充的劣势之中：其一是人们潜意识上的歧视，另一是与公权力的较量。
在国人的意识里，只要一个人上了法庭，他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自身没有问题，自然不会空穴来风。因而在中国做被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人们的观念中从一开始他就被不自主地放在了劣势，自然便理所当然的受到了不少“微词”相对。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审查部门的审讯之中。往往警察局注意到一个嫌疑人，他们不自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与他有关。然后她会沿着自己这一条主管思路走下去，以得到他自己所预料的结论。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把案件引向嫌疑人就是有罪的这一方向——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罪推定”。
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法律上其实约束了三道关卡以防止人的主观意识影响到客观案件，第一是警察局的办案程序，第二是检察院的省查监督制度，第三是法院的分析判决。在这三道关卡之中，各种客观证据回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分析和确定，最后以客观的人证、物证裁定结果。三道段之间相互约束，相互制衡。每一道关卡的裁定都会被其他的两道关卡看着，以免出错。这就自然的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关系，以保障公平。
但当公检法站在了统一战线之上时，这一种平衡被完全的打破，转而变成了当事人和公权力的对决。以一人之力对抗国家之力，显然是螳臂挡车。
在此看来，这一“统一战线”的确立大概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被告若真的是罪有应得那还好，但要着实是一个冤假错案，那必是免不了屈打成招的事。要更进一步的话，更有查案查死人的事情：2000年,泽州县公安局刑警三中队抓捕盗窃摩托车犯罪嫌疑人吴飞龙、刘国军后为了了解“事实真相”不惜刑讯逼供，最后将吴飞龙殴打致死。
如此这般之事，呜呼哀哉，无法可想。
第三篇、刑讯逼供——中国之刑事传统
殊不知，我国古时大堂之上的仪仗排列。以包公为例：两排小吏（类比法警）持棒（类比电棍）而站，上面坐着包拯（类比法官），下面坐着公孙策（类比书记员），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展昭等一干人等立于一旁（类比法警小队长）。堂后摆着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后面还供着尚方宝剑(意思是我还有更大的靠山)。于是犯人一带上，全堂高喊“威武”，吓得罪人伏法，好不威风。
但细细想来，这一帮人在干嘛？手持刀剑，身带电棒，摆明了暗地里就告诉你：你说不说？不说可有你受的！我们可都操着家伙在，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摆设。从秦律到唐律，从宋律到清律，都分明写着大刑伺候，这还不让有罪者吓得屁滚尿流，让冤枉者吓得战战兢兢。而且老爷会说那些最人骨头里贱，不用给点惩罚他就不知好歹，那个潘仁美不就使用了形都不肯招吗。在他们眼中，罪人上堂本就是来受罚的，有什么罚不得？
而且从抓人，到取证，甚至提起公诉和判决都采取一条龙服务的形式。意思就是，没什么，你告吧——你告上来我就给你做主。
好一个青天。
第四篇、最佳拍档——检察院与警察局的邂逅
凡是研究美国法的人，都会发现一些其中有趣的东西。
与中国不同，美国抓不犯人是需要法院批准的（而中国的决定权是检察院），他们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候允许自主拘捕，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检察院的允许，否则立刻放人。法律是追求公平的，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就是对本就处于不利方的嫌疑人一种公平的法律待遇，这是很好的。
但在中国情况就有所不同，对于嫌疑人的起诉方和拘捕允许权都放在了一个部门的手里。也就是说，抓他的是你，提供材料说他有罪的也是你。就像上面所说的，检察院和警察局的制衡关系被这一权力打破了，于是，没有人来监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罪，到头来所有说话的权利都在你的手上。这种制度下产生的案件所具备的真实性不由得让人堪忧。
同时，也就像上面所说，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公诉方的潜意识中嫌疑犯就是有罪的（因为没有罪警察就不会怀疑上他）。而他们就是带着这个思路去取证和审查的，中国自古有存在刑讯逼供的历史，这就难免让嫌疑人在审查过程之中有了皮肉之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拳脚之下出“事实”便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警察机关和检察院一搭档，那么便成为了一把利刃，嫌疑人在利刃之下无处可逃。
剑峰所指，所向披靡。
第五篇、无序配合——集权化的毒树
看来嫌疑人已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要在官司之中沉冤待雪只能靠法院了。
于是，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局面：社会之中的“同志”之间为了工作生活中的“面子”问题，相互“撑台”。这里出现了三个关键词——“同志”、“面子”、“撑台”。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公检法之中有党员，所以他们有“同志”；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做错了就得丢“面子”，于是都有所顾及，毕竟是经常在一起办案子的；所以难免他们得相互“撑台”，相互弥补漏洞，为自己的“同志”挽回“面子”。
党和国重叠在了一起，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愈发的丰富起来，有关审判的权利也逐渐得集中了起来。（在此省去10字）公检法强强配合之下，嫌疑人最后的救命稻草也丢了，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的判案技巧。如果幸运，他们判对了，我们皆大欢喜；判错了，我们自认倒霉。再加上社会一些不良风气的干扰，和办案人员自身对案件的好恶和看法，被告命若琴弦，悬如一发。
这是一棵司法无序集权化的毒树，它们必将产生变异的果实。我们无法判定他们所结出的下一颗果实是好的或是坏的，因为这一切都太具有不定性了。法律本是“对于审判结果的预见”，但现在却无能为力，要知道这样的毒树是与法律之本质是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