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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建立国家信用制度

程旭光

当前，我国在加大经济建设步伐的同时，政府也加强大了整顿经济秩序、打击经济犯罪的力度，净化了经济建设的环境。但是，在经济领域，涉嫌经济犯罪问题还相当严重，不讲信用导致经济纠纷、经济案件发生的现象比比皆是、枚不胜举。笔者就建立国家信用制度问题作一些探讨，为今后建立这种制度提供一些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一切经济活动中，人们最痛恨的就是欺诈行为，轻者违法、重者犯罪。笔者前年主办了一个经济合同诈骗案件，罪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浙江省多个县市注册了五家私营独资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以合同的形式多进货少付款，合同诈骗成功了之后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受害单位和个人不少，涉案金额巨大。去年下半年，笔者又经办了一起徇私枉法，造成国有公司严重亏损，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的特大经济犯罪案件，涉及到一个个体户〈另案处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在浙江杭州、丽水、云和等市县，注册了四家私营独资公司和私营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利用亏损的私营独资公司作控股的法人股，重新向外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私营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如此反复不断，一个国有公司为其经营担保数千万元，最后导致国有公司严重亏损。类似案件多的无法列举，为什么犯罪分之能屡屡得手？究其原因：就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没有一种评判标准，没有建立一种国家信用制度。
一切经济活动，就信用而言，需要一种制度，也是一种行为规则。
这种信用制度，就是国家对所有从事、参与经济活动的法人、所有年满18周岁的具有完全刑事、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公民〉建立信用等级的一种制度。作为公民来说，只要参与经济活动，就有出示信用等级证件、提供信用保证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种评判标准，就是国家信用制度。是评判、衡量所有从事、参与经济活动的法人、自然人〈公民〉信用程度的一种尺度。使那些在经济活动中不讲信用的法人、自然人〈公民〉就没有立足的余地和生存的空间。
二、国家建立信用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
所谓“国家信用制度”是指国家对所有从事经济活动的法人或年满十八周岁具有完全刑事、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公民〉进行信用等级鉴定，出具信用证明，规范使用方法的一种制度。当前，我国已经具备建立国家信用制度的基本条件，建立这种制度势在必行。
当前我国已经具备建立国家信用制度的基本条件：
〈一〉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我国政权的高度集中和最广泛的影响力，建立国家信用制度，可以在全国施行
经济活动就参与的对象而言具有最广泛性，间言之即任何单位、所有人都可参与。目前一些单位、部门在一定区域和范围内就建立信用制度方面作了大胆尝试，比如我国一些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建立了三“A”制信用等级制度，来证明客户信用程度，效果比较好。但是这些都是不完整、不规范的，作为一个国家来说，经济活动的广泛性决定了在经济方面需要建立一种完整的国家信用制度，来保证国家经济活动的正常运作。而这种制度需要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具有强制性。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我国政权的高度集中和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保证这种制度在全国施行
〈二〉微机化管理程度较高，信息运转速度快，查询快捷，便于管理
国家信用制度的施行，单从硬件方面来说，从中央到地方需要较高程度的微机化管理，我国已具备这种条件。目前我国微机化管理已初具规模，办公自动化正在全面推进，对主管部门和使用者来说，从日常管理到使用方便、快捷。特别是使用过程中对持证人基本信用情况进行查询、验证的时间缩短了，工作效率提高了。
〈三〉公民信用意识提高，各级政府也认识到建立国家信用制度的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建设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逐步健全，国民对经济建设软环境非常注重，特别是对参与经济活动的单位和人，要求提供信用保障的呼声很高。各级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在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中也发现大量的不讲信用导致案件、事件发生的情况，司法机关每年要打击、处理一大批这类违法犯罪分子。据统计某省2001年、2002年经济犯罪案件中涉及信用方面的案件分别占16.8%和18.3%，主要表现在涉嫌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秩序、妨碍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类犯罪突出，这就要求政府拿出具体防范、控制措施，减少犯罪因素。这种措施就是建立国家信用制度，这是治本的措施。
〈四〉我国成为WTO会员国之后，国际贸易活动更需要建立一种信用制度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国家信誉是至高无上的。这种国家信誉其实就是国家信用，是建立在国家法律、信用制度、国民信用素质基础上的一种法律制度。
我国加入WTO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政府面临新的考验。世贸组织规则被称为“国际行政法典”其约束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影响最大的是政府的管理体系、经济调控方式、市场运行秩序。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一部国家信用法律，政府还习惯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办事程序不简便，行业垄断，地区封锁，缺乏诚信，法制不健全，这些明显与世贸规则中的非歧视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开放原则相冲突。也就是说我国加入WTO后，我国政府目前最紧迫的一项任务就是建立国家信用制度，以此来提高国民的诚信程度和提高国家的信用程度，在国际贸易中符合世贸规则。
三、 国家信用制度的建立和使用
国家信用制度的建立包括确立主管部门、建立相应的机构和制定国家信用的法律制度等。国家信用制度的使用包括确认法人、自然人〈公民〉的信用等级、提供信用证明、规范使用范围和办法、进行年度审验和日常管理等。
〈一〉国家信用制度的建立
〈1〉确立主管部门。国家信用制度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一项措施，是一项综合性工作，涉及到政府、人大的多个部门，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等。为了便于工作，建议由政府专门设立管理机构为宜。
〈2〉建立相应的机构。国家设立信用管理机构〈管理机构名称待定〉，负责全国的信用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市〈州〉、县〈旗〉建立相应机构负责各级国家信用管理工作。
〈3〉制定国家信用的法律制度。
〈二〉国家信用制度的使用
〈1〉确认法人、自然人的信用等级。目前一些地方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部分主管部门在对企业法人的信用等级确认、施行方面作了一些实践，效果比较好，在为建立国家信用制度提供了借鉴。但是这些都是不完整的，没有真正发挥其作用。国家信用制度的使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确认法人、自然人〈公民〉的信用等级。这种确认行为不是对某一类别法人、自然人的确认，而是对所有的从事经济活动的法人、自然人〈公民〉信用等级的确认。
〈2〉确认信用等级的内容。一是任何从事经济活动的法人、自然人〈公民〉都要被确认信用等级。比如使用三 “A” 制；或者一、二、三等；或者优、良、一般、差等；二是制定确认信用等级的程序、内容和方法。在第一次确认法人、自然人〈公民〉信用等级时，被确认人要如实申报经济活动史，国家信用管理部门要予以调查、核实后再确认信用等级；三是实行一法人、一自然人〈公民〉一证件终身制。法人信用等级证件号码与工商法人登记号码相同；自然人〈公民〉证件号码与身份证号码相同；四是确定不予确认的对象。凡涉及到经济诈骗犯罪，原办的公司、企业严重亏损，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巨额贷款无法归还等没有信用的法人、自然人〈公民〉，国家信用管理部门就不予确认。
〈3〉出具信用等级证件。国家各级信用管理部门，在对法人、自然人〈公民〉确认了信用等级的基础上，发给“国家信用等级证件”。凡是国家信用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确认信用等级工作中徇私枉法、弄虚作假，提供虚假信用等级证明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规范国家信用制度的使用范围和方法。
国家信用制度的使用范围：凡是注册工商法人、从事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使用信用等级证件。
国家信用制度的使用方法：一是持证人出示信用等级证件；二是向发证单位查询、调取信用档案资料。
〈5〉年度检验。信用等级证件实行年度审验制〈具体办法可参照机动车辆。年度审验做法〉。凡是没有经过年度审验，没有注明审验信用等级的证件一律无效。
〈6〉日常性信用制度的管理工作。
综上所述：由于当前经济犯罪形势严峻，涉嫌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秩序、妨碍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等违法犯罪突出，究其原因，是国家缺少一种信用制度。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建立国家信用制度的条件。从中央到地方，如果建立了国家信用制度，就能够从根本上减少经济犯罪的因素，使那些没有信用整天存心钻经济、法律空子进行经济违法犯罪的人无机可乘。让所有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真正得到公平竞争，使国家的经济活动更加规范，更加有秩序。


作者：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 程旭光


如何完善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
作者： 王 镭

刑事诉讼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充分表明除侦查、诉讼职能以外，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能。理论界甚至认为“他是一种强大或者独立的权力，体现的是一种超然性与权威性”。诉讼监督权能否得以有效行使也决定了检察职能的完善与否。而从目前情况看该项职能并未充分发挥。以审判监督为例，由于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及实践中的错误操作，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在实际运作中尚未达到最佳状态。因此，笔者仅就个人观点针对现行审判监督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完善途径作一阐述。
一、当前审判监督存在的问题
作为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仅担负着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职能，同时具有对整个诉讼过程实行法律监督的职权。刑事诉讼法第169条、181条亦对此作了有关规定，但上述有限的条款尚不足以有效的规范和保障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的行使。
（一）、庭审前的程序性监督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随着审判体制的不断发展进步，审判机关的就审就宣率不断提高，其中部分法院的就审就宣率已经达到70%，当庭审理，当庭宣判，这就从时间上给我们的审判监督提出了新的课题，从而也使加强庭审前的监督职能成为迫在眉睫的需要。首先，“刑诉法”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但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394条却明确规定：“对违反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庭审后提出纠正意见这种程序上的滞后性对于就审就宣的案件来讲就使检察机关对于庭审中影响实体审判的程序违法丧失了监督职能。其次，就审就宣率的提高与部分复杂案件的难以当庭决断形成矛盾，解决方法必然是法官庭审前即对案件进行了解、审定、复核证据。这样，先判后审、先定后审的情况必定时有存在，也就是说，庭审前的程序性活动将部分决定庭审后的实体判决。第三，不可否认庭审前的受理及送达行为违反程序法的也是审判监督的范围。以上情况有理由使我们相信，对于庭审前的程序监督是审判监督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现行“刑诉法”对于庭审前审判监督的规定却是一个真空地带。尚未有任何法律规范、保障这一环节，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庭审中公诉权与监督权集于公诉人一身制约了审判监督职能的有效行使。
“刑诉法”实施之初，检法两家曾就审判席与公诉席的高低有过一番争论。究其原因，如果作为公诉人，只是控辩的一方，而法官是庭审的指挥者，具有庭审指挥权与仲裁权，其位置理应最高；而作为庭审的监督者，检察机关的公诉席与审判席同等高度也无可厚非。根本原因在于公诉人控诉与监督的两种身份，不可避免的引起矛盾。实际操作中，公诉人的控诉职能必然会制约监督职能的行使。首先，控、监两项职能不是相容而是互相排斥，正如足球场上的裁判决不能由比赛的任何一方出任一样。作为公诉人，检察人员要代表国家指控犯罪，与辩方进行对抗，其目的就是要指控犯罪；而作为监督者，则要求检察人员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对整个庭审程序的合法性予以评定。二者目的不一致必然导致职能行使过程中的互相牵制。其次，公诉人出庭的根本职责是要以事实和法律指控犯罪，这样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监督职能服务于控诉职能的情况。在激烈的庭审中，控辩双方各执己见，都要竭力争得审判长对自己所持观点和理由的认同，使诉讼向有利于己方的态势发展。这样，检察人员可能会自觉不自觉的对有利于自己的程序性违法视而不见，以保障诉讼的成功。这无异于放弃了监督权的行使。第三，控检职能合一有悖法理，将本应超然于控辩双方的监督职能与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控诉职能集于一身，必然会破坏控辩所需要的公平基础。
（三）、对判决裁定的监督缺乏有效的强制力保障。
虽然“刑诉法”181条已规定了对于错误的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可以以抗诉予以监督，然而在缺乏有效的强制力作保障的前提下，该款规定却显得过于苍白无力。庭审后，人民检察院发现判决出现错误，只能通过抗诉这一途径，但是检察机关抗诉能够成功的案例只是十之一二（对于抗诉难成的原因，笔者已在抗诉成功率低的原因一文中详细阐明，这里不作赘述）。那么对改判以外的案件检察机关如何行使审判监督职能呢？我们曾试图以口头纠正意见或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形式予以监督，但是什么样的情节可以发纠正违法通知书，通知书发出后没有反馈或意见不被采纳又该怎么办？由于法律未作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一家之词也没有约束力和强制性。也就是说，对判决、裁定的有效监督亟待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实际的强制性监督保障，否则此项监督无异于隔靴搔痒、纸上谈兵。
（四）、对简易程序的审判监督职能尚属空白。
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针对的是所有诉讼案件，但实践中不乏例外。随着部分轻微刑事案件的增加，适用简易程序开庭的案件亦有所上升。对于这部分案件，检察人员不必出庭，审判人员可以独任审判，双方均能减轻负担，故此也乐而为之。然而如何对简易程序的庭审实施监督呢，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的尝试中均是空白。事实上，由于简易程序案件情节轻微，开庭和量刑中随意性较大，审判监督对于此类案件不是不需要而是更为重要。对于简易程序的监督不但有利于约束检法两家严肃、公正执法，也更能体现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的完善保障。总之，审判监督职能没有得以有效行使，这从宪法及“刑诉法”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这一立法本意上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有效完善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
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但是如何正确有效的行使这一职能，笔者认为还应从立法、司法及自身素质等方面不断完善以使该项职能得以最佳程度的发挥。
（一）、完善立法保障，强化监督力度。
针对笔者前文所提到的审判监督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有关部门应尽快完善立法机制，在程序法上为审判监督职能的有效行使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制约机制以强化审判监督的力度。
第一，对于庭审中审判人员违反程序法的行为，检察人员对其予以认定以及提出休庭纠正违法的决定权应以司法细则的形式加以固定。也就是说，对于庭审中审判人员的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程序违法行为，检察人员应当庭予以认定，并提出休庭，以便在判决作出前提出纠正违法建议。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具体的违法情况，检察人员在认定上应极为慎重，注重内容的正确性及监督方式的尺度。另外，对于纠正违法意见书的种类、等级都应予以明文规定，如程序违法与事实认定不清、普通程序违法与严重程序违法的区分应加以解释。人民法院在收到纠正违法意见书后7日以内应将纠正情况函告发文的人民检察院；如果纠正违法意见不被同级法院接受的，是否可以层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发出二级纠正违法意见书建议上级法院督促下级法院纠正违法行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院的纠正违法意见是否正确认定后应予以支持或撤消。这种审判监督制约机制的明文确定，将使审判监督有章可循，有利于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
第二、在对审判监督细化规则提供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应将公诉人的公诉权与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分离，使其各行其职，更为有效合理的发挥职能作用。可以在起诉部门内部分设诉讼监督组，组织专门人员行使诉讼中的审判监督权；在庭审中设置审判监督席，由监督人员出席法庭，专职掌握庭审的程序合法性，对控、辩、审三方的诉讼行为予以监督。这样的益处一是使公诉人没有其他负担，全身心的投入到激烈的庭审中去，据理力争，使其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职能得以完美体现；二是使庭审监督不为任何一方所左右，体现了审判监督的公开与公正性。
第三、对于简易程序的庭审监督，法律应予以明确。要解决简易程序的审判监督问题，首先要对“刑诉法”第175条规定的检察机关可以不派员出庭的条件作出明确解释，限制不出庭的案件，要求检察人员尽量出庭。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美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意大利，对于简易程序，检察官都必须出庭支持公诉，对此我们应加以仿效。出席简易程序的庭审，不仅可以有效的行使审判监督职能，还可以有力的支持诉讼，实行控审分离，更可以不断提高公诉人的实践公诉能力。其次，对于简易程序的判决，应认真审查，结合庭审情况详细斟酌，对于量刑不准的要及时提出纠正违法或者抗诉的意见。
（二）提高自身素质，拓宽监督视野。
有效的行使审判监督职能，和高度的法学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是分不开的。不断的提高检察人员的自身素质，增强审判监督能力是有效行使该项职能内在保障。
首先，应熟练的掌握程序法的有关条款，包括检法两家关于刑诉法的实施细则及司法解释，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在庭审中提出异议应有理有据，才能以理服人。
其次，不断的加强出庭公诉能力，包括庭审中的讯问、举证方法及应变能力。庭审中的情况瞬息万变，丰富的庭审经验是有效监督的前提基础。
第三，公诉人应培养自己在整个审查起诉过程中严格依造程序法办案的习惯。正人先需正己，如果自己尚有违反程序法的行为，那么又何谈监督别人呢。
（三）、加大抗诉力度，完善监督成效
在立法保障尚未完善的当前情况下，对错误判决的成功抗诉仍然审判监督的根本途径。所以检察机关应争取主动，加大抗诉力度，提高抗诉的成功率。使其审判监督职能得以充分发挥。
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利，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得以有效发挥象征着刑事审判的公平化与公正化，象征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

王镭 沈阳铁路运输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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