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凭证热的冷思考
杨 建 明
近些年来，人民法院为清理执行积案耽精竭虑，但执行积案仍居高不下，并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已成为人民法院急需解决的重大司法实践课题。众所周知，被执行人履行不能案件在执行积案中占相当的比例，从客观上成为了人民法院清理执行积案的障碍。
发放债权凭证，是人民法院为解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问题、遏止执行积案上升趋势而采取的应对举措，债权凭证对执行工作的积极意义毋庸赘述。但笔者窃以为，发放债权凭证只是权宜之计，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问题，也遏止不了执行积案日渐上升的趋势。
本文以审视执行积案成因为基点，对发放债权凭证可能产生的弊端作了梳理，并进而不揣冒昧地提出了解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问题的几点意见。
一、对执行积案成因的审视
执行积案的成因有很多，但概括起来不外有四种情形：首先从被执行人的角度看，一是被执行人履行不能，二是被执行人履行不力（当然也包括协助执行人协助不力）；其次从人民法院的角度看，一是人民法院执行不能，二是人民法院执行不力。
笔者首先想澄清一个概念，被执行人履行不能与被执行人履行不力（当然也包括协助执行人协助不力）是完全不同的，被执行人履行不能是指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在客观上未曾履行，被执行人履行不力是指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在主观上拒绝履行。
显然，被执行人履行不能，也就是执行工作没有了物质对象（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法院的执行装备再精、执行力量再强、执行措施再新，结果都只能是执行不能。如果人民法院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问题上，就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笔者认为，在执行程序中解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问题，犹如“水中捞月”，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人民法院应当在攻克被执行人履行不力（当然也包括协助执行人协助不力）以及解决人民法院执行不力上下攻夫、花力气，为解决“执行难”想尽千方百计。
在执行实践中，申请人明知被执行人履行不能而申请，人民法院明知被执行人履行不能而执行，是执行积案逐年增多的重要原因，也是执行积案恶性循环的主要原因。
二、 人民法院发放债权凭证可能产生的弊端
这些年来，“执行难”一直困扰着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被执行人履行不力（当然也包括协助执行人协助不力）以及人民法院执行不力的情形下，当事人和社会各界对法院提出建议、意见和批评，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但在被执行人履行不能的情形下，当事人和社会各界对法院产生迁怒、责难和质疑，倒是不应该的，而人民法院也主动承担执行不能的责任，更值得认真的思索与审视。
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发放债权凭证，是对解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问题的有益探索，实质上就是人民法院主动承担执行不能责任的一种措施。随着债权凭证的大量发放，日积月累，在执行实践中可能产生一些弊端。
（一）有可能浪费诉讼资源
人民法院发放债权凭证，增加了执行工作量。执行人员为了执行被执行人履行不能案件，总是挖空心思、穷尽法律，甚至不惜动用全院力量集中执行、突击执行，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均无计可施时才决定发放债权凭证。至此人民法院为发放债权凭证付出了大量的工作，这种做法是对诉讼资源的浪费，百害无益。
（二）有可能增加诉讼成本
人民法院发放债权凭证，在申请人当中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债权凭证是“护身符”，导致当事人在诉讼时不去考虑对方有无履行能力，申请人在申请时不去考虑被执行人有无履行能力，从客观上导致了当事人“赢官司、纸到场”。当事人诉讼时交了诉讼费，执行时交了执行费，并为诉讼和执行奔波于法院，到头来得到一张债权凭证。对当事人而言，增加了诉讼成本和效益，于事无补。
（三）有可能积聚社会矛盾
随着债权凭证的大量发放，涉及的问题将越来越多，人民法院不自觉地在客观上将诉讼双方的矛盾接过来，成了人民法院与当事人一方的矛盾，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但愿这是杞人忧天。试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的执行案件是不是发了债权凭证就“一了百了”了呢？回答是否定的，相反，还可能会产生“债权凭证”问题。
（四）有可能动摇司法权威
申请人持债权凭证，明知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兑现，就有可能埋怨人民法院，早知不得行不如不打官司，不申请执行，免得又交了诉讼费和执行费。申请人并且还会通过信访、媒体等不同渠道影响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其中不乏不切实际的反映和评价，难免会在社会各界产生一些负面的作用，日积月累，对人民法院的形象就会有所损害，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三、 解决被执行人履行不能问题的几点意见
（一）确立执行不能风险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上谈到执行难和法制权威时认为：“在立案审查的时候，要求原告要说明被告有多大的履行能力。如果没有或人都找不到，法院会告诉他这个案子的胜诉判决可能会成为一纸空文，当事人应该有嬴了官司得不到钱的心理准备。法院推行告知义务特别要针对当事人本人，事先向原告本人告知执行不能的风险，原告本人知道可能的后果之后，如果还坚持要打下去，判决无法履行的结果是其自己选择承担的风险，再无理由说法院打白条。”①这里实质上就是提出了确立执行不能风险制度问题。人民法院在确立执行不能风险责任上一是要做好宣传工作，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宣传执行不能风险责任承担制度，让这一制度深入人心；二是要履行告知义务，在诉讼和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书面告知当事人和申请人执行不能风险责任承担制度，让这一制度贯彻落实；三是要提出立法议案，在时机成熟时，建议将执行不能风险责任承担制度写入法律。
(二)强化拒不执行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祝铭山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指出：“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树立新的执行理念，不断加强对执行工作的宣传，使公众都能清楚认识到，民事裁判的执行不同于刑事裁判，民事裁判能否最终执行，根本的因素在于债务人有无财产可供执行，一些案件之所以最终不能执行，属于民商交易风险的体现，从而澄清民事裁判必须而且能够百分之百执行的认识偏差，使全社会能更加理解和支持法院的执行工作。”②诚然民事案件是有交易风险，但是民事案件除了违约损害赔偿案件之外，还有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违约损害赔偿案件伴有交易风险不难理解，但是对于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而言，交易风险显然是解释不了的。可见，对于履行不能案件的执行仅确立履行不能风险制度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制度解决不了履行不能案件中的侵权损害赔偿案件。
在执行实践中，如果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因为被执行人履行不能，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得不到最终执行，那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这不但不符合民事立法的宗旨和目的，而且会动摇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从我国法律的现状来看，拒不执行只有“有执行能力”而拒不执行的，人民法院才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才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大量的事实是，一个“杀无血、刮无油”的人，如果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只要没有构成刑事犯罪，即使人民法院判决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也是一纸“空文”，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真正的保障。
作为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应当有别于违约损害赔偿案件，如果侵权人一无所有就可事实上“免责”，是很不公平
的。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强化拒不执行的法律责任，不能仅界定为“有执行能力”拒不执行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无执行能力”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可以考虑扩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范围，对于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只要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进入执行程序，不以是否有“执行能力”为条件，只要“拒不执行”就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惟有如此，才能根除“债权人流泪，债务人陶醉”这种反常现象，才能使申请人的损害得到补偿，司法权威得以维护，违法受到制裁，而正义得到伸张。
（二）改革财产保全法律制度
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财产保全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财产保全制度是可行的，可以从执行防止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角度进一步完善财产保全制度。笔者建议规定为：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了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也就是说只要当事人有申请，并且提供了担保，人民法院就应当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以防止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
第一，前置如实申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8条规定：“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在司法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开始挖空心思转移、隐藏财产，有的公款私存，主要财产寄居在法定代表人或员工名下；有的搞假买卖、假抵押、假赠予；有的成立新的法人实体，抽走优良资产，只留下负债累累的老企业来周旋债权人等等，不一而足。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申报的财产不敷执行需要，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在诉讼阶段的“不良”行为又不能制裁，最终使人民法院的裁判落空。长此以往，动摇的不仅是公众求助司法救济的信心，进而也将使整个社会信用下降，而信用危机将制约着民商事交易的正常运行，最终危及的是市场经济的稳定和繁荣。笔者认为，应当将如实申报义务前置到诉讼程序之中。在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同时送达申报财产通知书，要求被告在答辩期间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增加登记保全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此可以增加登记保全措施，人民法院根据被告申报的财产状况，依法予以登记保全，并责令被告自行保管。
（三）规范申请执行法定条件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可以考虑规范申请执行法定条件，也就是增加规定：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对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的不予立案执行。申请人应当承担申请执行的举证责任，人民法院依照职权查证应当有所限制，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举证的，有权书面申请人民法院查证但应提供证据线索。笔者建议规范为：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民法院经审查被执行人明显履行不能的，裁定驳回申请。
（四）修改申请执行法定期限
在执行实践中，申请人明知被执行人履行不能，即使申请执行不但一无所获，并且又要预交申请执行费，仍不得不申请执行。其主要原因就是有申请执行期限的制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如果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执行，就丧失了申请执行的权利。要从根本上杜绝这种情况，必须修改申请执行法定期限。笔者建议修改为：申请人因被执行人明显履行不能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执行的，申请人以后申请执行不受执行期限的限制；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民法院以被执行人明显履行不能为由裁定驳回的，申请人再次申请执行不受执行期限的限制。
注释：
①万鄂湘：《当代司法制度与司法公正》，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6期第203页。
②祝铭山：《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摘要）》，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1期第10页。
附：
作者单位：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通辽市城市绿化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民政府
通政发[2006]7号
关于印发通辽市城市绿化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旗县市区人民政府，通辽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通辽市城市绿化管理暂行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通辽市城市绿化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和管理，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增进人民身心健康，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公共绿地、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道路绿地等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植树或者其它绿化义务。
第四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条 市建设局是本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城市绿化工作，并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旗、县（市）、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规划区内的绿化工作。
在城市规划区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水务、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等管理的绿化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城市绿化规划，由市、旗、县（市）、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按照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从实际出发，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合理安排同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相适应的城市绿化用地面积。
建设工程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安排绿化用地面积占建设工程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新开发建设的居住区不低于30%，旧城改造建设的居住区不低于25%；
（二）机关团体、宾馆、医院、学校、部队不低于35%；
（三）工业企业、仓储、交通枢纽、商业中心不低于20%；其中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粉尘等污染物的工业企业不低于30%，并按照规定标准设立防护林带；
（四）城市主干道不低于20%，次干道不低于15%;
（五）公园不低于70%;
（六）风景名胜区不低于80%。
第八条 城市苗圃、花圃等生产绿地建设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生产绿地面积与城市建城区面积的比率应当不低于2%。
第九条 城市各类绿地实行绿线管制。城市绿线分为实施线和控制线。实施线是现状绿地的界线，控制线是已经规划但尚未建成的绿地界线。城市绿线内的用地，不得改作他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以及批准的规划进行开发建设。有关部门不得违反规定，批准在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建设。
城市绿线由市、旗、县（市）、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划定，报同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经批准的城市绿线要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第十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担。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审批程序，必须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设计方案确需改变时，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绿化工程竣工后，应当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二条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和开发住宅区项目，需要绿化的，其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立即进行绿化工程建设，绿化工程完成的时间，应在建设工程竣工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管理实行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并按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公共绿地、道路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以及公路、河道、铁路两侧的绿地，分别由园林、林业、交通、水务、铁路等部门负责管理。
（二）单位附属绿地由本单位管理。
（三）居住区绿地，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由物业管理单位管理；在其它区域内的，由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管理。
城市的绿地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持花草树木繁茂及绿化设施完好，绿地环境清新整洁。
各级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发挥专业执法队伍的作用，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应当限期归还。
因建设或者其它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每平方米500元交纳绿地赔偿费。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城市花草树木和绿化设施。
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它补救措施。
第十六条 为保证电力、通讯线路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树木时，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按照兼顾线路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修剪由城市绿化业务部门实施或在城市绿化业务部门指导下由线路管理单位实施。
第十七条 各类管线应当与街路、绿地内的树木保持安全间距。管线管理单位铺设、维修地下管线进行挖掘影响树木生长时，应当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在城市绿化业务部门指导下挖掘。
第十八条 临街开发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开工前，应当与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签定树木保护协议，并按照树木赔偿费2倍缴纳树木保护押金。工程竣工后，树木未损伤的退回保护押金，损伤或者死亡的，用树木保护押金补偿树木损失。
第十九条 对城市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业务部门应当对古树名木建立档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重点加强养护管理。
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报同级或上级人政府批准。未经批准，擅自砍伐、迁移古树名木的，要追究责任，严厉处罚。
第二十条 临街树木、绿篱、花坛（池）、草坪等，应当保持整洁、美观，栽培、整修或者其它作业留下的渣土、枝叶等，作业单位应在当日清除。
第二十一条 凡本市规划区内的临街单位和临街居民住户实行门前绿化承包管理责任制，保持绿地环境整洁、绿化植物生长良好，绿化设施完好。
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临街门前绿化承包管理办法，上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四章 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改正，并按照损坏程度缴纳赔偿费，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剥皮、挖根、倾倒垃圾、污水和有害物质的；
（二）攀登树木、折取花枝、摘取果实的；
（三）在树上刻划、钉钉、拴绳挂物、拴系牲畜的；
（四）熏烤树木、焚烧纸张和物料的；
（五）践踏草坪、丢弃废弃物的；
（六）绿地内打柴割草、种植农作物的；
（七）其它损害花草树木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应缴纳赔偿费，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按建设成本的2-5倍予以赔偿。
第二十四条 确因生产建设需要移植、砍伐（修剪）树木，占用绿化设施和挖掘绿地的，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批准，缴纳绿化赔偿费后，方可进行施工。未经批准，擅自移植、砍伐（修剪）树木、占用绿化设施和挖掘绿地的，按建设成本的2-5倍予以赔偿。
第二十五条 临街开发建设施工单位，未与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签定树木保护协议，缴纳树木保护押金，造成树木损伤或者死亡的，按建设成本的2-5倍予以赔偿。
第二十六条 因栽培、整形或者其它作业留下的渣土、枝叶等不能及时清除的，除对作业单位责令其纠正，采取补救措施外，并给予适当处罚。
第二十七条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侮辱、殴打城市绿化工作人员和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执法人员或者阻挠其执行公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通辽市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